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无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这样一大段，大约有两千多字，对朱元璋进行总体评价。就文章结构而言，颇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无疑作者是费了心机的，因为把总体评价放在最后，等于为读者作个小结，可以加深人们的记忆。问题是这个总体评价，是否就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呢?最后这个总评或许就是吴晗认真酌定的呢!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即：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和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从这个总体评价看，如果不抱偏见，应当说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把对朱元璋的评价和1957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言论等等，使人读起来，很容易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这样的人，读了朱元璋不许后妃干政，后妃不许出宫门，后妃不得和宫外通信，违者处死……等等，她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一见到此书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它。而毛泽东本来对吴晗是很关心的，先后两次阅读了《朱元璋传》的稿本，郑重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还亲自签字要吴晗“指正”。但是，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吴晗，说吴晗“是国民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以他“开刀”，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炎黄春秋苏双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