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