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为得意……

　　九、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