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
佚名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样的,他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这些生活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绝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但实际上玄宗所赏识的只是李白的才华,把他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如他自己说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又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天宝四载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鞲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粼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还。他经江夏、岳阳、浔阳至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宝应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样,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的特征,也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有时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所谓“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这种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陈子昂就曾经慨叹于“儒道两相妨”,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在诗文中再三重复着的“功成身退”。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所以他非常钦幕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这种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以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狂放等便都产生了。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对于我们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复杂性质是很有启发的。当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这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样的,他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这些生活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绝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但实际上玄宗所赏识的只是李白的才华,把他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如他自己说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又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天宝四载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鞲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粼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还。他经江夏、岳阳、浔阳至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宝应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样,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的特征,也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有时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所谓“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这种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陈子昂就曾经慨叹于“儒道两相妨”,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在诗文中再三重复着的“功成身退”。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所以他非常钦幕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这种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以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狂放等便都产生了。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对于我们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复杂性质是很有启发的。当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这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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