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庐 　
　　标点不是文字，但重要性并不在文字之下。陈望道先生说过：“标点可以神文字之用。”老到的文字，加上得体的标点，往往会使作品神采飞扬。当年郭沫若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标点犹如人脸上的眉目。一个作者把标点处理到位，就会给人留下眉清目秀的印象。胡适在《新青年》上举过一个例子，中国京剧中常有演员这样问道：“当真？”另一个演员回答：“当真。”这个演员又问：“果然？”另一个演员再答：“果然。”这四句台词记录下来，如果没有标点，谁能看得明白？
　　标点不容小觑，也和使用频率有关。在现代作品中，文字和标点的比例约为十比一，平均每十个字出现一个标点。古代作品用文言写作，文字相对简略，两者比例更高一点，可以达到五比一，平均每五个字便出现一个标点。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没有掌握，一般来说出错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但如果一个标点没有掌握，完全可能在使用中频频出错，其结果自然不是“眉清目秀”，而是“鼻青眼肿”，狼狈不堪。
　　何况，标点本身便是一门学问。整理古籍有三大任务：标点、校勘、注释，标点是第一位的，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鲁迅曾经慨叹过“点句的难”，他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其颜色显出来了。”几十年的寒窗苦读，也许会在一个标点上卡壳。《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十个字，你可以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以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可以标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标点体现出不同的思想。作为一个严肃的作者，岂肯随意乱点？
　　然而，在当前语文生活中，标点符号无疑已成了一个“重灾区”。无论是街头标语、电视荧屏，还是商品包装、平面设计，标点常被当作装饰符号，而忽视了它的表达功能；特别是广告宣传，创作者往往有章不循，随心所欲，置标点规则于不顾，弄得不少标点面目全非。以下六种标点，“受伤”尤为严重。
　　一是书名号。书名号是标号之一，其功能是标示作品的名称。但由于其形态曲折有致，具有对称美、平衡美，因而经常被设计者移作他用：楼盘用书名号，会议用书名号，奖品用书名号，活动用书名号，甚至一家墓园的名称也用上了书名号，让人见了啼笑皆非。
　　二是引号。引号有单、双之分，横、直之别，但设计者一概懒得答理，爱咋用就咋用，全然没有一点章法。比较常见的是，分明是横排文字，却用上了直排引号，这也许是直排引号富有美学效果吧。最近又有人看中了横排引号，觉得那两点犹如蝌蚪一样活泼可爱，于是不管合理与否，动辄用上一对，甚至一半用在左上角，一半用在右下角，破坏了这一符号的正常形态。
　　三是括号。按照规范的用法，括号中的文字应是注释性的文字，但实际使用中并非如此。比如，在书写信封时，总有人把某某收的“收”字用括号括起来，仿佛这样更加耐人寻味似的。笔者本人收到的信，有时信封上的“先生”二字也被用括号括起来，能否称“先生”还在斟酌之中吧。昨日见到上海一家房产公司的大幅广告，其中有一句是“首付九万起”，这个“起”字竟然也加了括号，真不知商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四是破折号。作为国家标准的《标点符号用法》明确规定：破折号是一条横线，占两个字的位置。现在却像魔术一样变幻莫测，长的占四个字以上，短的只占一个字，更多的是两条短线，反正电脑里出来咋样就咋样，“衣冠不整下堂来”，压根儿没把“规范”二字放在眼里。
　　五是间隔号。我个人认为，这是当前用得最乱的一个标点符号。翻开报纸，几乎每个版面都可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圆点。电影有《如果·爱》，这个圆点想表达什么？日前那英、莫文蔚开演唱会，取了个“爱那莫深”的名字，云遮雾罩，故弄玄虚。报上的广告又在中间加了一个圆点，什么“爱那·莫深”，简直成了天书。八月中秋开演唱会，会标是“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生明月”误为“升明月”已经错得有点离谱，中间还要真的升起一个“月亮”，煞是有趣。诗人张九龄若在世，岂不要气个发昏？
　　六是标年号，也称省年号。这一符号是最新舶来品，严格来说还没取得合法资格。标年号的正确用法，应标在左上角，如“2006年秋交会”可写作“'06秋交会”，省掉“20”和“年”的字样。不少人对这个符号有浓厚的兴趣，但用起来却不守规矩：或者符号用反，写成“‘06秋交会”；或者位置后移，写成“06'秋交会”；或者保留了不该保留的“年”字，如“'06年秋交会”……总之是各行其是，乱成一团。
　　突然想起了王尔德。这位唯美主义的文学家，留下了一则关于标点的掌故。一次，他用半天时间苦苦琢磨，删去了诗中的一个标点；可他再继续琢磨半天，又把这个标点改回来了。一个标点的沉浮，可看出作者的美学追求。在读者眼中，诗也许还是这首诗；可在作者心中，尽管是同样的作品，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想，我们如果不能像王尔德这样敬重标点，那至少也应该做到：别把标点不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