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亮星 　
　　古代有个纨绔子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拿钱买了个县令做着。某日，县令要审案，书吏呈上名单，上书原告：郁工来；被告：齐卞丢；证人：新釜。

　　县官先点原告的名，但却错念成：“都上来”！于是三人齐跑出堂来。县令不由发怒说：“本官只叫原告，你门怎么都上来了？”书吏素知县令是有名的白字先生，忙凑近说：“原告名字，别有念法，叫郁工来，不叫都上来，”县官又点被告的名字，却误叫成“齐下去”，三个人又一齐走下。县令勃然大怒道：“我只叫被告一人，为啥你们都跑了？”书吏又为他打圆场说：“被告名，也别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县令火消了一些，问：“照你这么说，证人的名字又该念什么呢？”书吏说：“叫新釜。”县令听了，怒气全消，笑着说：“我就估摸着它必有其他念法。要不是你告诉我，我差点要叫他做‘亲爹’呢！”

　　这是一则关于读错姓名的笑话。本文所要讲的，是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里面将涉及到许多类似的笑料。

　　出于汉语音、形、义之间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阐述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汉语音、形、义的特点。

　　汉语在谱系上属汉藏语系。在语言系统上，是声调语类型；在词汇系统上，是词根语类型；在文字系统上，是表意字类型。具体说来，汉语的音、形、义都有其它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如在语音上，元音占优势，又有声调、双声叠韵、儿化迭音、开齐合撮等变化，以及讲究双音节、四音节的对称匀合等，使得汉语音节分明、音色明亮、节律自如、优美动听。在文字上，具有表意文字体系特有的强烈的象征性和表意性。方块汉字的分合、重组也十分方便。在意义上，单音节语素的优势使汉语的语意组合格外灵活，加上使用中的语义互转、互补等等，使汉语语义在组合上带有强烈的意合特点和自由倾向。所有这些特点，在汉族人名系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章所要讲的，是基于汉语语音特点上的特殊性在姓名中的体现，至于由其基本特点而组合起来的汉名，因为有目共睹的原因，在此就不作多述了。

　　古代王子出生，有吹律定名的记载，其事虽玄，其理却还可以接受，即命名须寓音乐性，喊起来美妙动人。因为名最初是用来叫喊的，“名”从夕从口，晚上我看不见你，你见不着我，碰头时，要用嘴说出彼此的姓名，才知道谁是谁。因此，原始人重音韵贵于形义，书写是后来才有的事。如此，名字的音节须响亮明白才能让人听得清楚，古人命名，对这一现象很注意。

　　上古人重音韵不重形义，造成汉语人名系统的第一个特殊性，即上古姓名声音固定，字形义则不固定。只要同音便可假借，所以古人姓氏常常是一个人有几种写法，像伏羲也作庖牺、宓羲，伯益也作伯翳、后益，舜也作俊，纣也作受等等。

　　周世的命名，由于有周密的义法，本应是可以确定书写下来的。然而周人积习未改，同音仍可相假。大思想家杨朱，也作杨子居，孟轲字子舆，也作子车、子居。荀况人称荀卿，也作孙卿。古人重音不重形义的这一作法，直到秦汉以后，国家杜会典章制度更趋完善，个人权益与名字的关系日见密切，名字的音形义才趋于一致，日臻定型。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而这相似往往是在“精华”部分的承袭。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却在历史的糟粕上面作文章，开展另一形式的复古运动。明末至清，名字的谐音假借又蔚然成风，这时的人们喜好取字的同音者为新字，或以为号，从同音异义中寻找新趣，抒发新的寄托，一个名字常常由同音而化出几个新名。这是一种违反语言常规的叛逆行径，许多治史者奋笔疾书，以为淆乱可厌，然而此风丝毫不减。《在园杂志》的作者写他的朋友符涵光，字符孟；张彪，字越千；王瑛，字策诠。此三公壮年时，名字都有蒸蒸向上的气概，但是后来，符孟不乐仕进，改字凫盟，乐与鸥、乌等鸟类为盟了；越千也心灰意懒，不求闻达，改字月阡，在月下的阡陌散散心也自足了；王瑛罢职闲游，改名婴，嗟叹为世网所缠绕。三公新字皆音同体别，另有一种奇托。

　　清人陈衍，字数伊，曾梦入山中，见佳石累累，于是童心大发，尽皆拎拾归家，以便赏玩。醒来，枕边方放着一部《元遗山集》，记起这几天正在赏研遗山诗，因更字“石遗”，以志当时的情趣。

　　明末以后，这样有意据谐音而做别字者不胜枚举。如明归庄，字玄恭，又作元躬、元公、园公、悬公，清钱观瀛，字子登，又字紫登；黄侃，号病禅，又号病蝉；周容，字茂三，又作茂山，号茂山等等，都是“别字”运动的“杰出代表”。

　　只讲音同，不讲形义，必定要闹笑话，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之辈，以讹传讹，出笑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随笔》记载了两个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笑话。一则讲的是甲乡祀神为关壮缪侯，乙乡祀神观音大士，两乡欲结盥，替两位神仙也扯成了亲属，说观音是关公的妹妹。某日关庙重新开光，观音庵备了丰厚的礼器往贺，并且写了幅这样的帖子：“云长二兄大人御宇重修之庆，妹观音娘娘裣衽拜。”观音娘娘变成了关姓女士，令人呼卢。

　　另一则讲的是张乡有杜拾遗庙，李乡有伍子胥庙，皆年久失修。乡人把杜拾遗传讹称为“杜十姨”，伍子胥讹传为“伍髭髹”。后来，两乡同时重修庙宇，再塑神像，张乡人把杜老先生塑成一个娇滴滴、粉嫩嫩的杜十姨；李乡人把过昭关须发全白的伍大将军，雕成短髯如戟身壮如牛的伍髭髹，后来，张、李二乡给两位神仙当红娘，杜十姨又变成伍髭髹夫人了，伍子胥被乡人这么一弄，成了杜甫的如意郎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讲究音同而不重形义是姓名给汉语语言文字开了一个玩笑的话，那么，复音姓氏单音化则是语言文字回报姓名的一箭之仇了。

　　上古姓氏有许许多多为多字复音姓氏，出于读音流利和书写简便的需要，这些姓氏随着朝代的起始更迭，而逐渐被简化为单音。按照汉语本身的节律习惯，国人呼姓名常用两个字或三个字，偶尔也有四个字，若是五个字就显得有点佶屈聱牙，读起来颇不顺当，结结巴巴，也不便记忆。于是从古以来，一字姓、二字名的形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凡是碍于读音流利顺畅的复音姓氏，均遭人们的淘汰。汉字复姓一般由二字省写为一字，如闻人之为闻、马服之为马、宗伯之为宗、钟离之为钟等，少数民族的复音姓氏的简化，或取原姓译音中的一个字为新姓，如那娄之为娄、吐否浑之为浑、宿六斤之为宿；或借用与原译音中某个读音相近或意义相同的汉姓，如独孤浑之为杜、屋引之为房、辗迟之为展，或借用与原姓含意相同的汉字，如爱新觉罗之为金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音姓氏单音化的工作己近尾声，复姓从东汉的约占三分之一到北宋的约占十分之一，到1981年出版的《新编百家姓》里，连一个三字姓都没有了。

　　语言报人名这一仇真可谓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之至。

　　上面说的讲究音同而不注重形义有历史的缘故，也有哗众起哄的群众闹事，并多为明知故犯或不以为意。下面要说说汉语一字多音而造成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错杂。

　　有这么个笑话：一位姓乐名乐乐的书生考上了状元。这天皇帝坐早朝，要接见新科状元，就叫太监喊乐上来朝见。太监传旨道：“乐乐乐（le）上殿，”过了片刻，下面没有动静。太监想到乐还可读yue,于是又传旨道：“乐乐乐（yue）上殿”，还是没人上来。旁边一位老太监自恃学识渊博，小声说：“乐要念yao”，太监恍然大悟，忙又改口叫道：“乐乐乐（yao）上殿，但仍然不见人上来。皇帝龙颜不悦，道：“这是怎么回事？”主考官忍不住笑着说：“新科状元的姓名要读yue le yao”。太监赶紧照此传旨，语音刚落，新科状元就乐颠颠地跑了上来。

　　这则笑话告诉我们，有的汉字一字多音，识别姓名时要倍加小心，否则就容易闹笑话。

　　据说，有一位姓“不”的先生到邮局取汇款，邮递员叫“不（bu）某某，你的汇款。”不在姓氏中应读biao，于是这位不先生只得说：“我姓biao，不姓bu。”邮递员莫名其妙，以为别人写错了，不由分说，就把汇款单又退回去了。

　　在读音方面，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和不同方言区的差异，许多汉字在读者方面歧异颇大，随着语言的发展，虽逐渐统一起来，但由于人们不愿苟且自己的姓氏，不少音变现象在姓名中得以保留。另外，不少人在取名时别出心裁，给予姓名以超出语言规范的约定俗成的读音，尽管它违背了常识，但我们仍不得不遵守这种变形的读法，否则一是其人不予理会，还有可能给人留下见识短浅的话柄。

　　像姓氏方面，谌读shen不读chen，盖读gqi、ge都行，宓为mi、fu两读，单为shan、dan两读，解为jie、xie、hai、sai四读音，我们不应因姓氏读音方面知识的欠缺而遭人耻笑。

　　至于人名的读音，由于人数众多，就更不易一一掌握了，这需要我们常做细心人，见一个，记一个，吸收并消化一个，再多的怪音名也能顺口说出了。下面说几个著名人物名字的异读情况。

　　范蠡——范礼，扁鹊——变鹊，墨翟——墨笛，李悝——李规，景差——景嗟，郦食其——丽忆鸡，华佗——话佗，李阳冰一李阳凝，曹大家——曹太姑，傅说一傅岳，伍员——伍云等。

　　关于姓名异读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现象，即外国人的译名，由于方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国人的译名常有不同，如好莱坞影星shirley temple上海人译为秀兰·邓波儿，广州人则译为莎梨·谭宝，戈尔巴乔夫有译为戈巴契夫的，里根有译为雷根的，大、小仲马有译为迪马的，这在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各类著作初次大量译为汉文时分歧最大。可喜的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这种分歧有了一定的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