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英会 　
　　（一）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在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归纳起来，前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字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战国，秦以至两汉，人们多遵从“仓颉作书”的传说，魏晋以降，学者又提出了“伏牺氏造书契”的见解。有关两者所处的年代，说法并不统一。汉代学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官，汉末以后，学者逐渐把仓颉的时代提前，或说与伏牺同时，或说在伏牺之前。总之，大约相当于传说的五帝时期之初上至三皇时期。二是文字创制的方法或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各抒己见，缺乏共识，这包括：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1] 。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2]。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3] 。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4] 。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5] 。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6] 。
　　7，中国文字西来说[7]。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西亚或埃及传来的。
　　对文字起源的上述见解，在当代学术界仍没有就哪一种说法达成广泛的共识。认为“视龟作书”附会了河图洛书的传说，是把文字的发明看作天意神授，纯属虚妄无稽。而“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八卦”本为古已通行的巫筮方法，认为两者与文字的创制毫无关联。认为“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只能说明象形字的由来，而不能涵盖一些指事字，记号字的源起。中国文字由西方传入的说法，已被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所否定，是“东方两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创制了中国文字。近人提出的原始记事方法是文字产生的本源的见解，由于在实际上就是文字源于结绳说的扩大，在学术界也很少得到响应。

　　（二）
　　二千多年以来，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时续时止，旷日持久而少有进展。今天，当我们老话重提的时候，有必要先跳出“庐山”之外，冷静地观察一下“庐山”的真面，寻觅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又一头扎进没有结果的争论当中。
　　面对文字起源问题的种种见解，我们曾长期游移徘徊，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字源于结绳或始于八卦的说法，真的是诸先贤捕风捉影或无病呻吟吗？所谓“视龟作书”与我国古代确曾流行的龟卜及契龟记卜有无联系？所谓“书画同源”原指书画“异名同体”，但二者异名异体始于何时？怎样加以区分？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特别是面临远古陶器符号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种种疑问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在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关文字起源的理论认识与研究方法，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科学地确认中国原初文字的标准认识不足。确认文字的标准，是关于文字的界定即什么是文字的问题。讨论文字的起源，弄清什么是文字是必要的前提。长期以来，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大都固守着这样的认识，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关于文字的定义，不能涵盖世界上的两大文字类型，它只适用于纯表音的拼音文字系统，因为这类文字仅仅与语音发生联系，而与语义则毫不相干。然而，这个定义却不适用于以表义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音义文字系统。关于这一点，饶宗颐先生已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字是不追随语言的、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8]。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一个字，同一句话，可以用雅言、雅音读之，也可以用方言、方音读之。如果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不会以“记录语言的符号”为标准，断然否定远古陶器符号是原初文字的可能。这些符号如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数字或某种名称，即使没有以完整的语言形式出现，似乎也不能排斥已经成为文字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与拼音文字等同起来，一个单独的符号，也可能是所记事项的主干词语，具有特定的记事功能。
　　二、对原初文字的性质不明确。谈文字的起源，说到底是指处于源头的原初文字是怎样产生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初的文字有哪些，一是萌发与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指原生文字是如何创制而成的，以及为其后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哪些可以仿效的法则。研究文字的起源，是探索远古先民在何种社会需求之下，其思维或意识受到怎样的冲动，才创制了最初用于记事达意的文字符号。当前，我们讨论文字的起源，往往是站在已经具有成千上万的成熟文字之上，泛泛地谈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忽略了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探求为数不多的原初文字是哪些，是在怎样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正因为如此，才对“结绳”、“八卦”、“观龟”与文字之间有无关联不屑一顾。我认为，克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求原初文字的性质与社会成因，才能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找到出路。
　　三、“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尚待完善。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这已为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典籍记载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知的时代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殷墟甲骨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起码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迄至今日，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以甲骨文、金文论证远古陶器符号，这种方法是否可靠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种在时间上间隔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文字形体的比附，由于相当长时间中的资料缺环，研究者本身对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认为，鉴于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只要我们在论证时摒弃单个文字的简单比附，借助古代典籍、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把文字的产生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早晚文字形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会令人信服。

　　（三）
　　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
　　一、哪些是处在源头的原初文字呢？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 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筭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筭数以命百事，即创制筭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制度，但已经能运用筭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
　　数字的产生是适应了人物、庶物蕃盛的需要，但管理诸事、诸物则不仅关涉它们的数量，而且必然还涉及到它们的名称。只有如此，所记的各类经济文书才不会发生混淆。表达诸事、诸物的字就是名物字。这类名物字，首先是与人类维持生计密切相关的衣食品物，当然也会包括人类自身的五体、五官之类以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如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这就是《易·系辞》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是上古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创制出来的。名物字是图案、图形，就如同花纹一样，原始名物字所以就叫作文。这应该就是所谓书画同源的书。所以，我们认为，处在起源阶段的原初文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名物字。
　　二、那么，这些原初文字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讨论：
　　1、筹策记数与数字产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的言论，说：“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物象，物象即物名。滋为滋益蕃盛，品物繁多。是说数字是在品物滋蕃日盛的状况下产生的。《后汉书·律历志》也就这个问题说：“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所谓筭数，不同于今天的算术一词。筭指算筹，数指数字。《说文》云：“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说筭是用来记、计历日、数目的工具。《说文》竹部段注：“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筹策原是人们随手可得的竹木细枝或草茎。《方言》一书有杪字，指树木的枝梢，杪在古燕国的北疆称作策，说明其时其地曾以树木枝梢为策，用作记、计数目的工具。《后汉志》把筭与数并称，正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彪在该《志》篇末赞语中，提出了“数本杪曶”的看法，认为数字是本于记、计数目的筹策创制而成的。基于此，我们曾提出，中国数字的一至八都由直线组成，一至四是直线的累积，五至八是直线的错置，都是由记、计数目的筹策异引出来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