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聪孙 　
　　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书写系统。汉字有的可以拆成许多“零部件”。由于汉字的表意作用，这些零部件又可以分别代表一定的语义。所以，分析和解释汉字就几乎成为一门学问。近年有学者认为，汉字具有一种拓扑性质，可以用拓扑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拓扑是理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图形在拓扑变换下的不变性质，研究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某些汉字结构中的声旁、形旁呈现出一种十分繁复的格局。比如，左形右声（河），左声右形（顶），上形下声（花），上声下形（梨），内形外声（问），内声外形（病）。不过，这种繁复的结构在多数情况下是位置固定的。例如“口”在“今”下是“含”字；“口”在“今”旁却是个“吟”字。“够”“秋”之类可以互换偏旁的字，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且规范后的汉字，这类偏旁也不能互换了。一个“口”字加一个“十”字可以组成“古、由、甲、申、叶”等多个字。在研究了多年之后，语言文字学家不得不承认，汉字的部首无定数、无定位、无定序，颇有一团乱麻、难以理清之势。加以汉字又音寓于形，义寓于音，这就更增加了理解它们的难度。汉字用了几千年，一直没有一个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习见字。一直到刘半农从古字里筛选到一个“她”字，才算结束了这种局面。有些汉字解释起来由于确有其事或者联想与巧合，令人感到新奇。“家”字就是屋子下边养着猪。有人考证这就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一位外国学者认识了“船”字以后大吃一惊：这不就是《圣经》里记载的诺亚方舟和舟上的八口人吗？呜呼！

　　多数汉字可拆可卸，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测字或拆字。测字还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技艺。回顾历史，这门技艺可令人不寒而栗。历史上的文字狱往往由于这种分析而形成惨剧。清代著名的查嗣庭案就因为他出了个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为“维止”二字是去掉了“雍正”的“头”。于是定为叛逆，不少人被杀。流传至广的崇祯测字的故事更是这种拆字法的典型。崇祯得知李自成攻京城，于是找钦天监为他测字。他先说一个“友”，拆字人告诉他这叫“反叛出了头儿了”。再说一个“有”字，人家告诉他这是“大明江山去了一半”（指“大”字缺一捺儿，“明”字少了个“日”）。再问“酉”字，结论是“至尊”的“尊”字斩掉了头尾。三个同音字分析出三种异乎寻常一致的结果，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当然，这不过是后世的文人编造的故事。

　　这类拆字在近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笑话。全国解放前夕，孙科出面组阁。人们为他测字，说他的“科”字是“欲和无口，欲斗无门”，令人捧腹。给蒋介石测字，说他的名字是“艹中一止”调整为“艹一将中止”，正好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

　　字音和字形是词义的物质载体。具有拓扑结构的汉字，可以辐射至四面八方，让人产生五花八门的联想。自由联想的心理活动是颇为复杂的，而且又因人而异。如果这种联想再加上巧合，那么某些汉字的所谓神秘性便大大发挥出来，而分析的结果就会使人惊讶不已，汉为观止。如果是算卦的人为迷信的人去拆字，那么结果就不文言而喻了。

　　汉字的优点很多。它具有超方言性、超时代性；有其智能性、稳定性和简约性。评价最高的是黎锦熙先生，他认为汉字的功劳是保持了汉民族语言的半统一半分化状态。如果没有它（当然还有统一的国家这一条件），汉语也许像欧洲语言那样，分化为大大小小互相不能交流的语言了。不过，汉字也有明显的缺点。它不直接代表语音，所以比较难写难认。至于上面提到的测字拆字的神秘机锋，又不是人人都可以领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