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座都城都在山西境内。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其中禹都安邑，西环涑水、东踞中条、南临盐海、北依鸣条。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以后安邑改名为夏县。夏县，到宋代的时候出了一位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博学多才的大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

　　河东历史上有四大望族：闻喜裴氏、龙门薛氏、解州柳氏、龙门王氏。四大家族济世英才之盛、德业文章之隆、皇家思宠之重、百姓推崇之情，其他家族望尘莫及。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夏县涑水河边的司马家族，后来居上，锋头更健，一下子涌现出了一大群名士乡贤：造福乡梓的河中知府司马池、才华横溢的太中大夫司马旦、治学严谨声名卓著的司马光，以及谏议大夫司马康、驾部员外郎司马宣、（鹿阝）州通判司马里、潞州通判司马京……司马家族在宋代的屡屡崛起，尤其是宋神宗以后的历代帝王，每每追念先贤的时候，就能想到司马家族，这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声名直追孔子的先贤，带动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他就是宋代的温国公、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太原道注：有关司马光参见本站山西名人栏目）。

　　夏县，是司马光的故里。城西水头镇的小晁村现存司马光及父兄亲属墓冢13座。东侧有司马温公祠，主殿五间，旁边还有规模宏大的佘庆禅院，内有宋元时期精致价昂的众多彩塑。

　　我在中旅当导游的时候，经常去东南亚，发现很多外国朋友喜欢中华文化，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掌故和社会风情也有相当的了解。唯一不明白的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次朝代更迭，不管是谁当家，也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皇帝，治国的策略和治国的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以。再者从地域来讲，无论是在天子驻扎的北京，还是在繁华的省城，甚至偏远的山区县城，统治者的施政措施和施政办法都有惊人的相似。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格局，是如何冲破层层障碍，紧紧地粘连在一起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历代统治者，不管是皇帝，还是县令，虽然他们出身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种族习惯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以史为鉴，修身治国。他们都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前代的得失之迹、存亡之道、兴衰之本，从而制定出自己的治国之策。所以古代有：“一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的说法。《论语》即孔子的儒家方略。而两册史书，即《史记》和《资治通鉴》。宋英宗评价《史记》和《资治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为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和《资治通鉴》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比的。两司马的两部巨著，不仅是两部史书，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思路，启蒙了历代皇帝，最后导致了文化一体、政治一统、古今一致。

　　司马光曾经做过宋代的宰相，对其品格德行、修学治史，古今评价一致，隆誉甚高。但对其政绩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在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敕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并御书“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碑额立在夏县司马光墓前。苏学士洋洋洒洒2266字的碑文中极尽溢美之辞。后世的史书基本上持这种态度。

　　但是，改革派当政的时候，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这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同列宰辅的王安石变法。宋代绍圣年间，御史周轶首论“温公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不仅夺去了所有的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司马光等309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都立“奸党碑”。司马光首当其冲。但是在立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称其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便要收拾他，吓得安民哭诉道：“大人的命令我不敢不听。小人只有一个要求：碑上署刻石人名字的时候，千万不要署上小人安民，以免骂名千载。”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以下的奸人全部列碑，司马光除外。　　由此可见，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有失误，但其人格力量，不仅为百姓称道，也仅对手折服。在封建年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

　　今天的司马温公墓前，涑水清流，绿树成行。历史纷争和毁誉成败也都化作了黄土，陪伴这位长眠地下的圣人。只不过人们在那条叫“涑水”的小河边驻足的时候，就会想到历史上曾有一位号为“涑水先生”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历史学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