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的“小心坡”、“鲫鱼背”等险路，使我回想起比它们更险的华山的“千尺幢”或“苍龙岭”。单说“千尺幢”，这个上山第一关的险路，当我还未到跟前，只看见壁陡的石壁，以为华山是无路可通的。到跟前，拉着铁链，摸着石缝往上爬，那难度似比黄山的“阎王硫”要大得多。行人如果不拉出大一些的距离，前人的脚后跟可以和后人的额头碰在一起。胆小的人要是回头看，朝下看，那就难免腿软而发生坠崖的危险。当我爬进可以站下来喘喘气的大石缝，仰头看，一块险石夹在缝顶，好象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样子。……本来打算写华山游记的资料虽然早已散失，许多有趣的印象例如背靠石头陡路，坐下来歇一歇，朝左右和前面看，只能看到天空而看不到山和树的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趣。游山有发现新事物与受累或遇险的矛盾，但我是宁肯受累或遇险也要上的。两游黄山两上“鲫鱼背”，再上黄山还补上了“莲花峰”，能说不累吗，但在受累的同时，高兴得不顾礼貌，狂啸，而且这些放肆行为影响了远比我讲究礼貌的游人，以啸还啸，互相应和。现在看来，不论是黄山还是华山，不论是雁荡山的“小龙漱”还是“将军洞”，冒险和受累换来了精神上的享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黄山，比“文化大革命”之前上华山，使我觉得有不能自抑的高兴。我想，借此肯定了自己的体力，不是我游黄山格外高兴的主要原因。

　　我对于那位筹措路费并不容易，陪着爱人三上黄山的青年很感兴趣，可惜我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动机。我想，上过黄山还要再上的原因，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据说老画家黄宾虹九上黄山，想来总是因为黄山对人们是一种内容丰富的观赏对象，总因为人们对黄山会不断有所发现，也就是反复地对自己有所肯定棗对客体的发现也是对主体的肯定。不论如何，黄山和华山一样，险路对人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诱惑。对游人来说，危险与安全的对立统一，也就是黄山诱人的一种原因。再一次指出：为了游人安全和便利，把道路修整得好走一些是必要的。但是只顾安全和方便，忽视人们游山的特殊需要，不借破坏山林开马路，恐怕这不能算是聪明的办法。

　　西湖孤山的放鹤亭与平湖秋月之间，大约是在“越乱越好”的年代，把这两点之间，“一切”障眼的东西都“横扫”了，修了一条平而且直的水泥路。如果城市居民为了上班或买东西，这样平坦的道路是颇为方便的。如果公安人员为了追捕逃犯或站岗放哨，这样开阔的视界是符合实用目的的。但是到孤山来散步的游人，即使不是为了在那里谈情说爱的老头子老大太，对于这样的改造也难于引起他们的感激。“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的英雄”们，不只随心所欲地破坏了孤山，特别是“西泠印社”，把它弄得至今还象没有穿裤子的穷人（背后的围墙没有了，亭台暴露在外），只对某些一贯“行不由径”的角色有益，而且使岳坟的秦桧铁像不知去向（现已修复）。这种行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能算作是“造反有理”的。

　　不得当的建设，不都是恶意的破坏。比如，黄山管理处为了保护“黑虎松”，在树根周围砌起高大的石壁。这结果，特别从坡下朝上看，给人造成它被深埋了一大截的错觉。这就足以说明，园林修建人员也需要学点美学。讶让园林修建人员设身处地，设想游人需要什么审美对象等问题。“小心坡”给我的初次印象再一次表明，最能引起人的关心的事物，是矛盾接近顶点，矛盾即将解决但尚未解决的事物。

　　黄山石是没有显著变化的自然现象，和变化明显的社会生活当然不同，和戏剧冲突尖锐化的戏剧表演当然不同。但是怎么可以认为，上述接近高潮的论点，与黄山石所能引起的美感没有任何联系的？我以为联系是有的，虽然表现得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和“猴予观海”、“金鸡叫天门”、“天鹅孵蛋”、“天狗望月”等奇石相比较，“松鼠跳天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要明显一些。这块奇石还有别的名称，例如被人当作“耕云峰”上的“犁头”，例如在皮蓬一带看去又得名“双鞋”。这种差别的产生，既有观赏者立脚点不同的原因，也有观赏者趣味不同的原因。最流行的名字，要算“松鼠跳天都”。我认为最好看的角度和立脚点，是在“玉屏楼”前的右侧。光线与时间的差别，也不能不影响人们对它的感受。在天色微明或黄昏，它那整体的破绽棗两块石头而不是一块石头的缺点不大妨碍人们的想象和幻想。那块奇石所显示出来的动势，它那将跳未跳的特征使我仿佛体验到动物那种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这块石头究竟象松鼠还是象娃娃鱼，都无关紧要。它那使人越看越觉得有趣的魅力，是动物在未跳却好象正要跳跃这一动势引起来的。这个动势的形成，主要不在于这一石块本身的形态，而在于它与它的基座之间的关系。正因为石块对着“天都峰”那一头已经悬在空中，所以才给人们引起松鼠要跳往“天都峰”去的幻觉。观赏者分明知道这不过是由顽石所引起的一种有趣幻觉，观赏者却常常并不意识着它是顽石而丧失了那种有趣的幻觉。根据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看，观赏者不愿意破坏这一娱乐着自己的幻觉。

　　石块本身无所谓跳与不跳的动势，但它的形体结构使社会的入觉得它是未跳却又将跳的。空间的联系可能引起时间的幻觉的这种观赏对象，用人们所惯用的话来说，把它称为生动的形象，或者叫它是传神的形象，都是当之无愧的。不论它是不是雕塑，它已经具备了雕塑艺术所要求的神形兼备、以形写神的特长。它不完全象一只松鼠不就是它的缺点，它那欲跳未跳的鲜明的动势，是这一天然的雕塑压倒一切的优点。既然它的优点对缺点居于压倒的优势，我怎能对它求全责备？不能设想，在形体方面活象一只松鼠，而在神态方面缺乏跳的动势的雕塑，能有这只天然的雕塑这么耐看的力量。对于掌握不住两点论中的重点论的艺术家来说，不能否认这一并非雕塑的顽石也很有借鉴价值。

　　宋人论画，强调生活经验对创作的重要作用时指出，“画马必先有全马在胸”，“胸有全马”才能“下笔生马如破竹”。这种强调从实际出发的论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不论是画家、雕塑家还是摄影师，除了胸中有他所要塑造的对象，同时也还要有作品的观赏者。真正胸中有观赏者的艺术家，才不会把讨好观众的作风当成看家本领的。但是只有当作者在深入认识生活的同时，比较深刻地懂得有经验有见地的观赏者的需要和兴趣，他自己在怎样再现为自己熟悉了的对象时，才是更加觉得“胸有全马”的。当雕塑家明了“松鼠跳天都”这种并非雕塑的顽石，获得游入喜悦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之后，不会否认这样的顽石对自己的劳动也有示范意义。

　　在黄山的树丛里，不难看出动作灵敏的松鼠。但它总不如奇石”松鼠跳天都”那样引起我的惊叹。尽管那块石头并不真正会跳，却比真正会跳不知疲劳似地跳来跳去的松鼠更能使我留恋。也许，好比我观赏无人的“清凉台”较之观赏有人的”清凉合”更能发挥想象棗比如说想象我可以在台上远眺那样，因为人称为松鼠的奇石，要比活松鼠的动作单纯，对我的想象活动来说，才有着较为广大的容量吧，这当然并不是说，早就在中国画的艺术创作里当过模特儿的活松鼠，一定不如被反映到艺术里来的形象动人。浙江天台名胜“石梁”所见的那只活松鼠，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宋人论画，强调画家应当以自然之眼观物。这也可说和演员的深入角色的体验作用相通：“当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在我看来，这不只可以解释草虫与画家之间，那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也可以这样解释游人与黄山石之间，例如我和“松鼠跳夭都”或“猴子观海”这许多奇石之间，那种有趣的关系。天然的石头，不论它是象猴子，是象松鼠，还是象别的什么人或物，它们都不是游人自由创作出来的。但是，就游人对它在感受上的愉快来说，这种外在的事物也可以说是经过人们自己的“再创造”的。用前人的活来说，这叫做“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

　　我不假思索就能从黄山石看见某种动物或人的动态的经验，或者简直把它看成霍去病墓前的汉代石雕般的艺术创作，这种本能的敏感和习惯，和我长期从事造型艺术的观赏或研究的活动相联系。这些石头对我来说，好象我一贯地从墙壁上的斑痕看见天然的图画那样，使我感到有所发现的喜悦。这种有所发现的喜悦，造成了种种变化着的精神上的享受。

　　如果说这是一种职业病，它所以能够“传染”并非从事美术工作的游人们的原因，在于人的敏感和幻觉都有共性。我和二位黄山新认识的朋友，到过一些游人不常去的地方，例如光明顶那个野草没胫的山石上。在那里，我曾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过的奇石。当我把这种发现说出来，立即得到他们的肯定。我们都没有确定它是青蛙还是海豹，园为它的形态终究与青蛙或海豹大有区别。但它的神态确实象是这一类的动物，它能引起将跳未跳的幻觉。它形态虽然不是很确定的，这也无损于它对我们所唤起的美的享受。一个大雾的早晨，我们在石笋肛那荒僻所在，把大石山的一块小石片看成一只暂驻的山雀。它那生动的样子，引起我一时的冲动棗想告诉同伴不要动，免得把它吓飞了。他们热心替我拍照等反映表明，他们也许和我一样有点不知山雀是我，我竟变成山雀这样入迷的状态。我第二次上黄山，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乐于和我们同走。她在我种种敏感和幻想的“病症”影响之下，也能把一块无名的石头看成一个人的头部。这一发现，不只使她自己感到高兴，我也替她的有所发现而高兴。我替她高兴，其实也就是为我的兴趣能够“传染”别人而高兴。我不只是在能把粗糙的顽固的石头看成灵动的优美的东西时才感到高兴，而且从别人的敏感与幻党的成果中感到高兴。游人这种主体与客体（石头）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认为就是所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