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教科书》一课学完了。先不言学生的独特体验，仅办公室内几位老师对张指导员的认识便产生了分歧。大家围绕“用生命换取教科书是否值得？”一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个别老教师毕竟经历过中国历史的洗礼，对当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颇多感慨，认为“用生命换取教科书值得”。因为这些书不但是孩子们非常渴望的，而且印书用的纸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从党中央印文件的纸中节省出来的。这些纸需要印刷的文件是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作战计划、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用的。即使在纸张紧缺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从印文件的纸中节省出来印书。这有力地说明了党和国家对革命后代健康成长的关怀。指导员是党的一员，他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自然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去做，为了孩子们能有书读，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毫无疑义，这种理解是正确、完美的。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教学，使孩子们真正领会革命先辈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情感目标的教学是到位的。然而，由于孩子们认知水平和生活实践经验所限，要想达到这种教学目标，我想没有一番说教也解决不了问题。部分年轻教师认为：不管这些书多么珍贵，都是有价值的，而生命是无价的。用无价的生命去换有价的教科书，显然是不值的。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时代在发展，孩子们认为生命比书重要有什么不可？向孩子灌输“用生命换取教科书值得”的观点决没有必要，也不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她们还例举了最近发生在呼和浩特“12-14”英雄群体勇救落水儿童的事实，认为那么多人去救一个落水的儿童，最后造成三人牺牲，有的还是大学生，实在不值，不会水就不要下去，光有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精神是不可取的。其他教师更有“妙”思。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本文写张指导员为保护书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显然是有漏洞的。文章中的“我”与张指导员一起去印刷所取书，回来时每人背了一捆。遇到敌机炮弹轰炸，张指导员用自己的身体把书压在了下面，为了那捆教科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文章中的“我”没用身体把书压在下面，同样被炮弹炸昏了，那捆书也完好无缺。这就是说，无论张指导员是否有意保护教科书，都会被敌人的炸弹炸昏，张指导员把书压在身子下面难道没有巧合现象？他醒来后一再叨念“书”，方能看出他把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但这何尝不是正常的心理描写？无论文章作者还是选编意图都希望我们应该教育孩子认为“张指导员是为了保护教科书而牺牲的”，这种观点是否有点儿“填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直到下班时，才在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的争论才宣告结束。

　　由此，我想到了人教社小学语文网论坛上的热点话题：“邱少云是傻瓜”、“《我的战友邱少云》一课不真实”。许多有独特认识的年轻教师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有部分老教师仍在捍卫“邱少云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这一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虚拟古人、教材是一种好现象，这至少体现了教师的创新意识。况且，也许真如某些老师们所言：中国爱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他们不可能那么完美，只是因其特定政治背景的原因成了传说中的“神”。但我们尊重老师、孩子们的个性理解，独特体验不能否定历史，应该让历史说话。我们不能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改变历史。再者，我们分析历史人物，应该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现在的道德观、世界观去认识历史人物，否定教材，显然有失偏颇，然而，用以往的认识来说教、束缚新时代的教师、学生，也不全面。

　　以上两个论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语文教育，如何承传道德观、世界观的教育问题？

　　历史发展到今天，那些在战火中为了中国人类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英雄们于今天的多数老师、学生来说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怎样通过对新时代的教师、学生进行道德观、历史观的教育，让他们认识那些特定时代的英雄已经成为棘手的问题。日本“永不服输”的民族精神为什么那么强烈，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稳如堡垒，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何那么具有凝聚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深思。我不崇洋媚外，也无缘去国外考察，不知道他们民族向心力的秘诀何在，但我觉得，我们许多老师、孩子道德情操、思想意识不强，固然有其社会原因（腐败现象太重，共产党员失信于民等），但其中之一，在高举“人文”大旗、思想道德教育滑坡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从小缺乏历史知识教育。这极大地制约了孩子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以及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所以，我认为，从孩子入学起，我们就应伴随对孩子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教育。

　　我承认语文教育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主，然而，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观、世界观做指导，任意歪曲和否定历史英雄，这和日本的某些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