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本是一首行旅诗，可是因为“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写得极佳，又很容易让人当成描绘幽美的晚景的写景诗，而忘了前面的那个“愁”字。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是一首典型的行旅诗，先要理解古人的行旅，我们才能读好这首诗。
　　古人写行旅的诗文极多，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古人要这么大写特写行旅之苦呢?以为这是诗人多愁善感为赋诗而强说愁。现代意义的旅游是一种非常惬意的事，是一种前卫时尚的消费，可是，我们应该理解古人，古人的行旅与现代的旅行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古代的文人总是行迹匆匆的，有的是求师，有的是赶考，有的是省亲，有的是奔丧，最多的是赴任。我国古代多数时间实行的是流官制，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一个任职干上个二三年就得调离，而且讲究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家在北方的偏让你到南方，家在南方的偏得到北方赴任，为的是防止结党营私。更有遭到贬谪的，那就得到边远的地方了。也有为数不多真正的旅行者，如徐霞客，如青年时的司马迁，但那是要冒危险的，是要吃苦的。

　　那个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火车，好的有舟船、车马，差的就得用脚量了。动辄几月一年，多则数载，许多人的许多生命是在行旅中度过的。可以说李白、杜甫、林则徐全是逝于行旅的。司马迁年轻时曾游历大半个中国，若是现在，那是算不得什么的，可是当年其辛苦是难以言说的。
　　“移舟泊烟渚”，“移舟”是慢慢地行舟，因为没有目的地，没有归程，所以船并不是急急回家的那个样子。欲泊之“烟渚”，又是个并不清晰的地方，有没有热水，有没有暖床，全是未知的。
　　之所以“泊烟渚”，并不是到站了，只是因为“日暮”不能走了，是不得已，于是自然引出了“客愁”。客愁是“新”的，那么自然也就有“旧愁”了。一路行走是愁，不走了还是愁，这是愁上加愁，“新愁”之后必然还是更新的愁。
　　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写上了景，写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好像是不再写愁了，其实仍然是写愁，只是将“愁”揉碎了隐藏于景色之中。
　　“野旷天低树”是写远。“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可是，作者望到的连山都没有，“野旷天低树”前面的路没有尽头，几棵树后只是地平线，地平线的那一边自然还是地平线。平时我们是感觉不到天的高低的，有“天低”之感是因为天边有重云压了下来，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旅途，何处是归程?

　　远处是没有希望的，只好回视自己，面对现实。低头思故乡时，看到的是水中之月。说是“江清”其实不一定是江水清清，日暮途穷，泊舟烟渚，一是没有赏水的兴致，二是天已晚也看不清楚。所说“江清”只是水中有月映出而已。这个时候的月，圆不圆，美不美，亮不亮，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月近人”。
　　这首诗写了什么?渚是在烟中，田野是平旷空无，天是低的，树是远的，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只有月是近的，却在水中。什么也没有时，这虚无的水中月也是好的，因为它近，作者可以与它说一些话。说的话自然很多，说得可以让许多诗在读者的头脑中盘旋，但是，孟浩然不再写了。水月之中只有——个人的影子还是那么长。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一种美，但是绝不是幽静之美，绝不是歌颂自然，它是受“愁”领导的，于空灵中隐寓着一个人难耐的渴望与起伏的思绪，它是这样的二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