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岁起我就得挣钱了。于是，我就问米瑟利先生能不能给我一条放学后送报的线路，他是当时《先驱报》在芝加哥的代理人，住在我们家附近。他说如果我有自行车，他就分一条线路给我。

爸爸替我买了辆旧自行车，可随后他就因肺炎住院，不能教我骑车了，不过米瑟利先生并没有提出要亲眼看我骑自行车，而只是提出看看自行车，所以我就把车推到他的车库去给他看，然后就得到了那份工作。

起初，我把报袋吊在车把上，推着车在人行道上走。

可推着装着一大叠报纸的自行车走，行走更加不便。几天后我就把车留在了家里，开始借用妈妈的购货两轮手推车。

我总是把手推车停在人行道上，遇到两层楼的门廊，第一投没投准，就再投一次。每逢星期天，报纸又多又沉，我依然把每份报纸拿到台阶上，而不是一扔了事。如果下雨，我就把报纸放到玻璃门里面。如果是公寓楼，我就放在大厅的入口处。碰到下雪或下雨，就把爸爸的旧雨衣盖在手推车上面，给报纸挡雨雪。

用手推车送报比用自行车慢，但我不在乎。我每次都会遇到附近的许多人——意大利裔、德国裔或是波兰裔人，他们总是对我很友善。

我用8个月的时间，把我原来只有36个订户的线路增加到59户，这些新订户都是老订户介绍的。有时，人们在街上拦住我，要我把他们也添到我的订户单上。

我每送一份报挣一分钱，星期天每份挣5分，每星期四晚上收报钱。由于多数订户每次都要多给我5分或一角的，很快，我得到的小费就比从米瑟利先生那里得到的工钱多了。我把我的大部分工钱都交给了妈妈。

1951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我按响了第一个订户家的门铃，里面的灯是亮的，可没人来应门。于是我又来到第二家，还是没人应门，接下去的几家都是这样。

不一会儿，大部分订户的门铃都被我按过了，可好像哪一家都没人在。

这下我可着急了：每个星期五我都得交报钱。圣诞节快到了，我竟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出去买东西。

当我沿着人行道走向戈登的房子时，我听到里面有音乐和许多人在说话，我高兴起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应声而开，戈登先生简直就是把我拖了进去。

他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人——我的59家订户几乎全到了！在客厅中央，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名牌自行车。车身是苹果红的，上面还有一盏电动前灯和一个铃铛。车把上挂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信封。“这辆自行车是大家送给你的。”戈登先生说。

那些信封里装着圣诞卡，还有那一周的订费，大多数还装有慷慨的小费。我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妇女叫大家都安静下来，并把我轻轻地领到屋子的中央。“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报童！”她说，“你没有哪一天漏投过或迟到过，没有哪一天的报纸给弄湿过。我们都看见过你在外面冒着雨雪推着那辆购货车，所以大家都认为你应该有辆自行车。”

我所能说的只有“谢谢你们”，这句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