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的生活场景得让学生去想象吧，不然，天涯行役之苦如何品尝、辗转反侧之意如何揣度、寂寞凄清之心如何触摸？
　　而做为全词、自然也是全课的精髓之所在的故园文化意象的把握和体悟，更是自不待言、勿庸置疑的课程目标和学习标高了。这还只是就《长相思》本身的学习资源而言，但从新课标的核心理念观之，囿于《长相思》本身的课堂学习显然落伍了、甚至陈腐了！别的姑且不论，首先，诗人纳兰性德的生平、词作的生存背景得让学生了解吧？再有，“乡愁”做为本单元、自然也是本课的主题，多少总得有些精神高度和深度的拓展吧？而纳兰词中，这样的篇什可谓俯拾皆是，随便拈出一首，即可成为《长相思》极佳的互文语境和印证文字。看来，寻找文本的“三千弱水”本就不易，而只取其中的一瓢则何其难矣！
　　更要命的是，让我目光迷离、精神眩晕的还不只于此。我本是抱着创新、超越、突破的课程创生理念接受《长相思》的公开教学的，这自然逼着我角角落落、里里外外地去寻觅古诗词教学的新视域、新范式、新的生长点、新的解读规则甚至新的价值取向和美学承诺。在这寻觅途中，我发现了朱光潜先生的《诗论》和朱自清先生的《说诗》。这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诗论》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经典之作，朱光潜先生自认为用功较多，有独到见解的，就是这本《诗论》。而熟知现代文学史的人们都清楚，对朱自清而言，他的第一身份实在是位古典文学的学者，他首先是第一流的古典文学专家，而后才是第一流的散文大家。朱自清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孤高造诣，使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同侪之列。
　　然而，正是两位大师对古典诗词精辟入微、独树一帜的知见和辨析，让原本已经陷入认知眩晕的我对《长相思》的课程论加工变得更为迷离和恍惚。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反复指述、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即为：进入诗之堂奥最要紧的是“见”，而不是“解”，从一定意义上讲，诗是不能解的。他老人家在《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中这样描述道：“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境或是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使他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天地中有独立自足之乐，此外诺大乾坤宇宙，以及个人生活中一切憎爱悲喜，都像在这霎时间烟消云散去了。”顺着这样一种境界，朱光潜先生又指述道：“无论是欣赏或是创造，都必须见到一种诗的境界。这里‘见’字最要紧。第一，诗的‘见’必为‘直觉’。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见’所须具的第二个条件是所见意象必恰能表现一种情趣。凝神观照之际，心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一无比较，无分析，无旁涉，结果常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
　　我被朱先生的精微阐述深深地折服了。再往下读，我才发现，朱先生的这一卓见与他对语言的“形式”和“实质”关系的哲学思辩密不可分，他在《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中石破天惊地开示我们这些冥顽的后学：“诗人和其他艺术家的本领都在见得到，说得出。一般人把见得到的叫做‘实质’或‘内容’，把说出来的叫做‘形式’。换句话说，实质是语言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形式是情感和思想借以流露的语言组织。依这样看，实质在先，形式在后；情感思想在内，语言在外。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实质就是情感思想的实质，语言的形式也就是情感思想的形式，情感思想和语言本是平行一致的，并无先后内外的关系。”这就从语言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为“诗是不可解的”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注脚。当我的目光驻足在这些异乎寻常的文字上时，我的思想确乎是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震撼和灾变。
　　然而，当我以极其虔诚的心态捧起朱自清先生的《说诗》时，我霎时就蒙了，晕了。我这样对自己说，两位大师的诗论不是在唱对台戏吗？听听——
　　“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的《诗多义举例》一文中一再读到的观点。用“非…不成”的句式强调诗的“分析”、强调诗的“可解”，看来朱先生是认定此理了。
　　在《诗的语言》一文中，朱自清先生又指出：“诗是比较精粹的语言，但并不是诗人的私语，而是一般人都可以了解的。从表面看，似乎诗要押韵，有一定形式。但这并不一定是诗的特色。散文中有时有诗，诗中有时也有散文。”听听，既然诗并非诗人之私语，既然一般人都可以了解诗，诗怎么会不可解呢？
　　既然诗是注定可解的，那自然就有“解”的门径了。这不，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里就陶渊明诗的欣赏顺便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条解诗的门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哪些才是作者的独创。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类似于“找出处”这样的解诗门径，在朱先生的《说诗》中随处可见。
　　读法决定教法。按“诗是可解的”，会形成一种教法；按“诗是不可解的”，会形成另一种教法。两种教法不说它们水火不相容，至少也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我该听谁的？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往哪儿走？往哪儿走都让我忐忑不安、左右为难啊！
　　我的整个精神世界被《长相思》搅得一片混乱、一塌糊涂。再这样下去，非逼出精神病不可。蒙田曾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复杂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驼背，枯萎干瘪。”哲人的担忧不幸成了我备课《长相思》的谶语。
　　该是成为“狮子”的时候了！自己判断、自己抉择、自己做主吧！我这样对自己说。
　　第一，先确立诗的读法哲学。这是《长相思》教学的本体问题、本质问题，自然也是本位问题。
　　“可解”与“不可解”这对矛盾，想绕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以前浑然不觉，倒也罢了。不知者不怪罪嘛！如今，既然已经于无意间捅了“诗的读法哲学”这个马蜂窝，那就再无撂下不管这个道理了。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诗是不可解的。在经过一番“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虑之后，我和朱光潜先生站在了一起。
　　这里说的不可解，并非指那些由于具体诗篇的思想贫乏、想象混乱、语言晦涩等原因所引起的。那是诗人自己作孽，对读者则是一种大不敬的罪过。这里所谓的“不可解”，乃是针对诗的一种先天性的存在，这种存在要归咎于诗的语言。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诗的语言，因其常被诗人的主观感情浸染而大大变色，因其本身的句式结构也常受全诗的情绪、气氛冲击而在语法面前常常越轨，再加上诗的外部形式，诸如音韵、节奏、字数、句数、排列等的特殊规则对语言施加的种种约束，使其语言更是模糊的模糊，甚至是“模糊的模糊”的模糊。因此，诗的模糊和诗的不可解之间有着一种先天的、牢不可破的盟约。这还只是就诗的创作论之。
　　那么读诗呢？读诗，一方面自然要遭遇创作中的言语生成规则，模糊是读诗面临的最大现实。另一方面，读诗，遵从的远非文字句法的逻辑，更主要的是情绪本身的逻辑。沧浪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洞见，早就透露了此中消息。读诗，主要不是依靠理性去解析诗句的文字涵义，而是调动情绪几乎是直觉地去把握诗意，此即朱光潜先生谓之的“见”。
　　然而，诗的可解，也正是从不可解中生发出来的。诗的不可解，实际上同时包含着诗的可解。从诗的语言的模糊性，到诗的意境的清晰性，中间有个转化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在读者心目中迅速完成，还是依靠诗的模糊本身所具有的暗示力量。正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模糊状态，为语义的双关、联想、引申、转借提供了腾挪翻转的广袤天地。诗的言外之意，诗的感兴寄托，诗的象征隐射，诗的境外之境，就这样乘虚而入；诗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也就随之不露声色地大踏步地走进了诗的意境。这也就是杨诚斋所谓的诗“可以意解，不可以辞解”的道理所在。这一主张，好歹将我对朱自清先生的大不敬给消解了。
　　总之，接受诗之语言的暗示，用画面去偷换文字，用情绪去揣摩诗意，诗是可解的；倘若仅止步于字面的辨析和推敲，沉溺于诗的外部形式的均衡和整齐，甚至傻里傻气地用读经的方法去读诗，那一定是要将诗置于死地的，自然就越读越不可解了。
　　就这样，在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我确立了自己的“和解”之道。诗的读法哲学这一根本性的主张一旦确立，教法问题就变得明朗起来、干净起来，那些曾经让我为之眩晕、为之昏胀、为之团团转的牵丝攀藤也就变得柔软起来、轻盈起来。我的备课，再次迎来了“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船撑出柳荫来”的精神景象。
　　第二，就在诗的读法哲学那儿，我为自己订制了一张《长相思》的教法菜单。读法虽为紧要，但毕竟只是解决了一厢情愿的本体问题，不能因此冷落了做为主体的学生那一头。
　　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我教《长相思》，必须沿着这样一条路径往前走。既然从根本上说，诗是不可解的，那么，教学中我就有权利、更有责任和学生一起保护“诗”，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而这种保护的最佳策略无疑就是诵读，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诵读，就是“因声解义、因声传情、因声求气”的诵读，就是“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的诵读，就是“眼与耳谋、耳与口谋、口与心谋、心与神谋”的诵读。对学生而言，诵读自然是他们乐意为之的一种学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