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苏轼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任杭州太守时所作。刘景文名季孙，原籍开封，是北宋名将刘平的小儿子。刘平驻守宋、夏边境，力拒西夏，因孤军无援战死。身后萧条，诸子早卒，只剩景文一人。苏轼在杭州见刘时，刘已五十八岁。经苏轼向朝廷竭力保举，刘才得到小小升迁。不想只过了两年，景文就死去了。苏轼此诗虽似写景，但每句都切合刘的身世，并用以勖勉对方。这在苏诗中确属精心之作。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的景物描写，才能领略诗中的积极涵义。

　　此诗写初冬。第一句写枯荷。荷出污泥而不染，本为高洁品质之象征，惟到秋末，池荷只剩残茎，连枯叶也已无存，确是一片凄寂。昔李璟作《山花子》，首句云：“菡萏香销翠叶残。”王国维乃谓“大有‘从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苏轼此诗首句，殆更过之。夫留得枯荷，尚能听雨，近则连枯叶亦无之，其衰飒至极矣。然则作者嗟叹感喟之情仅此一句，第二句便将笔势劈空振起，转到了“菊残犹有傲霜枝”。残菊与枯荷，虽同为衰飒场面，却以“傲霜枝”三字写出了秋菊的孤高之态和贞亮之节，看似与第一句对文，有互文见义、相与呼应之势；事实却侧重在“傲”字上。“擎雨”之“盖”乃实写，不过说像伞盖一样的荷叶都已一干二净；而“傲霜”之“枝”的“傲”则以移情手法写出了菊的内在精神，示人以凛不可犯的气概。这就比第一句深入了，也提高了。第三句则爽性喝破，人人皆以萧瑟秋风、严寒冬日为苦，作者却偏偏赞之为“一年好景”，且谆谆嘱咐“君须记”，此真以平淡无奇之语言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受；至于收句，倘无力回天，则全诗必成虎头蛇尾，强弩之末。而作者乃从花写到枝，从枝叶写到果实，所谓“正是橙黄橘绿时”，乃金秋乍逝，百物丰收的季节，“橙黄橘绿”，又呈现一派熙熙融融景象，在前两句枯淡凄清的背景下突然出现了炫目摇情的色彩，真使人疑为神来之笔。然而作者除了用几个植物名称和几种简单明快的色调之外，再无其他噶枝蔓之句，这就给予作者一种踏实稳重、矜平躁释的美的感受。古人说：“情随事迁”。而东坡妙处，竟能用景移情，把日渐凋残的初冬一下子打扮成一片金黄翠绿，虽说用笔雅淡温柔，却具有不尽的蓬勃朝气。写冬景而能化凋谢零落为饱满丰硕，非贤如东坡诚不可臻化。

　　然此诗乃东坡写赠刘景文者。刘固以世家子弟而潦倒终身，年近六十，犹朝不保夕。作者第二次到杭州做官，与刘一见如故。既悯伤其愁苦，又希望他振作，不致因老病困穷而长此颓唐下去。就此诗首句而言，荷所以比君子；而时值岁尾，荷枯叶尽，正以喻君子生不逢辰，难免潦倒失路；次句言菊，菊所以喻晚节，而景文晚年并无亏缺，犹有凌霜傲雪之姿。但人到暮年，加上一生失意，总不免多向消沉颓唐一面着想；而对于读书人，特别是对有理想抱负者来说，却还有收之桑榆、获取丰收的一面。所以诗人乃以三、四两句对刘勖勉有加，给以支持，使刘认识到前景还是大有可为的。“橙黄橘绿”才是人生最成熟的收缘结果之期，这使刘不仅看到荷枯叶尽的一面，还有傲霜雪抗严寒和收成果实的一面，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坚持下去。只是诗人纯用比兴手法，没有把本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罢了。

　　东坡作此诗时年已五十五，也已步入老年了。他当然不能预知不久的将来还遭到流放海南之厄。但他一向旷达乐观，主张应多方面地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不因年老而颓唐消沉。然则此诗也不妨看做诗人本身的一生写照。盖苏轼一生，坎坷挫折，亦云多矣，却始终没有被逆境吓倒，而稍摧其志。然则此诗固亦夫子自道也。其身后“橙黄橘绿”，使千载以下之人尚能分享其甘美的艺术果实，也算是美不胜收了。故窃以为如仅以景语之美来赏析此诗，犹属皮相也。

　　吴小如《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53至255页（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