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结构方式，这一“矛盾”的特征在他的爱国主义问题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美国生活给他留下的屈辱、对中国现实的感慨以及他那深厚的国学教育都使得诗人在感情世界方面不断凝聚着爱国主义的能量，燃烧着，有时真到了超乎于诗，超乎于语言艺术的局限，它似乎就要升腾起来，直立起来，逼着诗人转化为某种惊世骇俗的行动。“咱们的中国”，韵味无穷，“咱们”一词已经生动地表现了闻一多那强烈的主人意识、个性意识，它的潜台词就是：这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不能任其衰弱毁灭，也不允许那些“行尸走肉”将它断送！结合《长城下之哀歌》、《死水》等篇章来看，诗人显然特别看重这“咱们”二字。于是，对祖国的热爱就凝结、转移为对某种中国同胞（包括专制统治者）的愤懑与抨击，尽管这一抨击是隐晦的，但它所需要的能量已经完全贮存在了这“青天里的霹雳”里。与之同时，闻一多实在又是一个厚道的人，往西单臭水沟里扔破铜烂铁又已经是“够意思”的了，他并没有决心努力在“咱们”一词上大作文章，他不是那种向同胞争夺地位、名份的人，至于行动上的争斗就更是不可能了。闻一多回国以后曾有机会进入更高的政治、社会圈子，有可能真正干预“咱们的中国”，但事实上他都放弃了，并在《死水》之后转入到更沉静的书斋生活中。

　　压制与克制并不取消冲动，相反，越是努力在理智状态下保持外在的平衡，那日益澎涨的感情一旦冲决而出，就将彻底破坏我的心理平衡，成为个人的“灾祸”，燃烧为可怕的烈焰。对此，闻一多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的主观感受中，这口气在他心中游走了好久好久，足足可以与我们民族五千年漫长的历史相抵。他压抑着，忍受着，沉默着，但毕竟是“火山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是会喷发而出的。他向某种“同胞”发出了警告，即便是铁树也可以开花，当我的“火气”爆发时，你可不要害怕！

　　就这样，在诗的“白日梦”里，憨直的闻一多完成了他复仇式的宣泄，尽管他最强烈的最忍无可忍的情感最终还是简化成一个偏正词组：咱们的中国。就在这一短促的感叹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情感，犹疑与果敢，现实与理想都得到了最恰到好处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