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在中国，也是颇有知名度的人物。《西门豹治邺》，解放后截止“文革”前，小学语文教材中，曾予采用。西门豹其人其事，载于《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既列入《滑稽列传》，可见是以机智见长的人物。顺带说一句，这里的“滑”本读“古（gǔ）”音，但今天人们己习惯读“华(huá）”音了，约定俗成，除专事古文字研究及训估学者外，对这个字的读音倒也无“叫真”之必要。

　　值得叫真的倒是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
　　魏文侯时，邺地民不堪其苦，原因是百姓“为河伯娶妇，以故贫。”河伯就是河神。当地官员认为河伯虽是神，但也和人一样，需要娶妻。这就得为其操办娶妻大事，操办除需大费资财外，还有一套隆重的程序：“洗沐之，为治新增绔（hú）衣，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余日。”
　　河伯娶妇，妇从何来？河伯虽为神，不在神族中娶妇（按理神不是人，不该娶妇，姑且不论），却要在凡人中娶妇，这是极容易引起质疑的。但这十分浅显的道理却没能成为邺地百姓用以自卫的理论武器，政权的力量在邺地大于客观真理。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地方官员竞以“为河伯娶妇”为由，“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
　　应当感谢《史记》的作者（本节的作者并非司马迁，而是褚少孙）。在这里他记得明确无误：官吏以河伯的名义，每年都从邺地百姓身上敛财。数百万是几百万？只作五百万计算，就是说，用于河伯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五六，其余的，《史记》也写得明白：“（三老、廷掾）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落进自己腰包中去了。如这“数百万”其实是八九百万，那么落进私人腰包中的就更可观了。

　　“为河伯娶妇”，是地方官吏（三老、廷掾）与江湖神医（祝巫）狼狈为奸，上下其手设计的骗局，深受其害的是地方民众。所谓娶妇，是把年轻美貌的女子漂沉河中，夺其性命。
　　夺命谋财，私饱中囊，三老，廷掾罪责难逃。问题是社会机制不能将这种蒙昧与犯罪遏制于初始，使病垢延续，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捍卫正义、逆流而上、解民倒悬的民族脊梁人物代不乏人。西门豹治邺，“问（之）民所疾苦”，知民之所以贫。欲取之，先与之，西门豹也“热心”为河伯娶妇，且亲临现场，调度指挥。

　　西门豹令人叫绝，他以河伯妇不美为由，救下了本该葬身鱼腹的民间女子，又以向河伯禀报、请示为由，把老巫婆及其女弟子三人不容分辩地投入河中，何其痛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铁的事实说话，不以权势代替真理，只需简单地实践一把，将神的谎言与人的骗局揭露无遗。西门豹乘胜追击，要将廷掾等官吏投入河中，以剥下骗子的面具，这些为非作歹、丧心病狂的官吏顿时原形毕露：“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历时久长、以神的名义而官、痞勾结所设的骗局，就这样结束了。封建时代讲究天授人权，统治阶级信奉神是政治的需要；西门豹信不信神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具有“民为贵”的意识，他用实践戳穿骗局实在智慧过人。

　　这个故事值得回味。真与假，水火不容。一些凭常识就能判定的骗局能否持续，一是要看常识是否为社会所尊重，二是社会是否具备包括法制、科学精神在内的运行机制。理论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邺地之民久受其苦而无人初始就从理论上论证河伯娶妇的荒谬性，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类的历史便是不断推翻神权、解放自我的历史。我们今天应该比古人做得好。

　　今天我们需要西门豹和西门豹精神。我们呼唤西门豹。
　　（笔者附言：写完这篇短文，有消息说，去年大连京剧团在京上演了新编历史剧《西门豹治邺》，著名科学家何柞庥先生欣喜之余向社会呼吁：不甚景气的京剧投身到了捍卫科学尊严的行列，是大好事，如果同样不甚景气的小品，相声行当及其他社会力量也一起来为科教兴国做些工作，那么国家昌盛势必加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