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高段语文已二十余年了，隐约记得，《十六年前的回忆》从一开始的四省一市，到后来的浙教版，直到现在的人教版教材，都将其收入“囊中”，可想而知，《十六年前的回忆》，作为文本，肯定有它不同凡响的一面。今年，趁执教前的一段时间，对它再次进行了一番全面地审视与咀嚼。
　　在我看来，《十六年前的回忆》之所以能流行几十年而经久不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是文本中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与奠基者，在一般人的眼里，说起李大钊，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党的忠诚，为革命事业坚贞不屈、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等一系列的红色形象。的确，《十六年前的回忆》这一文本，在塑造李大钊同志的时候，处处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位光辉、伟大的先烈形象。然而，如果我们细细一想，文本的作者李星华，父亲被害时，年龄尚幼，对于父亲为何被害，父亲从事的一项什么的事业，以及父亲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等，肯定没有外人，尤其是成年人那么清楚与了解。由此可见，十六年后，作为女儿，对父亲之所以还怀有那么深厚的情感，肯定还有别的原因。这一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李大钊作为一个父亲，给妻子、儿女们所留下的慈爱、亲切的形象。这在文本的许多地方都有所体现：
　　当女儿问父亲为什么要将书和有字的纸片烧掉，李大钊待一会儿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作为一向很慈祥，从来没有骂过儿女们，更没有打过儿女们的父亲，以往对于儿女们的问题，哪怕是幼稚可笑，不论工作多忙，李大钊也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儿女们听。可这一次，却不知道为什么，竟这样含糊地回答女儿。
　　对于文本中这一段内容，首先，我们从文本中“从来没有”、“更没有”、“哪怕”、“不论”、“总是”、“总是”等词语中，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一位慈爱、亲切的父亲形象。而对于这一次的问题，父亲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直说，只是含糊地回答，但若仔细一想，其实更体现了一位慈父的可亲形象。从字列行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这样含糊的回答，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细细说来；第二由于父亲从事的对于尚未成年的女儿来说，或许还不能理解，说了不懂。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作为一位共产党的创始人与地区领导人，他深知从事这项事业的危险性。在当时那样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不想因为自己从事了这项事业而牵连到家人与孩子，他只能含糊地说。这在下文的庭审中，李大钊态度坚决地告诉法官，孩子们年纪都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这些语言中也可以明白李大钊的良苦用心。如果前两点李大钊含糊地回答的话，仅仅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那第三只则充分体现出了一位父亲对家人负责与保护的慈父形象。

　　二是文本中含蓄耐嚼的语言文字。
　　《十六年前的回忆》虽说一篇红色教材，但如果细细品读，我们会发觉文本中的许多语言文字仍然含蓄耐嚼。
　　“我看到了也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这个言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很多的言外之意：“乱蓬蓬”，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大钊的折磨与刑罚，让李大钊面容难堪。“平静”，一方面可知李大钊对于敌人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二；从另一个角度想，也是为了不让家中的妻子儿女们担忧，不想让家人看到他的痛苦而更加难受，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大钊对家人的关心与爱护。而“慈祥”一词，则再次直接地表明了李大钊作为一个慈父的可亲形象。
　　“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
　　——为什么李大钊经常对母亲说，自己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从表面上看，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与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工作繁忙。如果离开，会影响到党工作的开展。但再一想，其实，李大钊不离开北京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孩子的父亲，如果为了安全，自己离开北京，那家人怎么办？难道他扔下家人于不顾，管自离开吗？可见，从内心角度来说，李大钊留在北京，也是从自己家人的角度考虑。这也再次刻画了一个慈父的高大形象。
　　另外，文本中首尾对“4月28日”这个日期反复提及与渲染，也很值得人琢磨。
　　当然，《十六年前的回忆》之所以能多次入选小语教材，笔者以为跟教材的主题能紧扣时代也密切相关。李大钊身上所体现出来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理想追求，正是当下社会中人最缺失也是最需要的。
　　经典的《十六前的回忆》，永远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琢磨，去回味，去品尝。
　
　　[201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