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少年，是永远回忆不完的，像是永远挖不平的大山。那时，我们因节节拔高而常常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母亲:作者的继母。，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她的存在。当一切过去了，才会看清楚过去的一切,如同潮水退后的石粒一般,格外清晰地闪着光彩显露出来。

小学高年级，我的自尊心其实是虚荣心，是突然膨胀的，像爱面子的小姑娘。妈妈没文化，针线活做得也不拿手，针脚粗粗拉拉的。从她来以后，我和弟弟的衣服、鞋，都是她来做。衣服做得像农村孩子穿的，洗得却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开始嫌那对襟小褂土气；嫌那前面没有开口的抿裆裤太寒碜；嫌那踢死牛的棉鞋没有五眼可以系带……我开始磨妈妈、磨爸爸给我买商店里卖的衣服穿。这居然没有伤了她的心，她反倒高兴地说：“孩子大了，长大了！”然后，她带我们到前门外的大栅栏去买衣服。上了中学以后，她总是把钱给我，由我自己去挑去买。而她只是在衣服扣子掉了的时候帮我补上，衣服脏的时候埋头在那大瓦盆里洗不完地洗。

我甚至开始害怕学校开家长会，怕妈妈踩着小脚去，怕别人笑话我。我会千方百计地不要她去，让爸爸参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她必须去，我会在开会前羞得很，会后又会臊不答答的，仿佛很丢人。前后几天，心都紧张得很，皱巴巴的，怎么也熨不平。其实，她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机会极少，但我仍然害怕，我实在不愿意她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反正，那时我真够浑的。

一年暑假，我磨着要到内蒙古看姐姐。爸爸被我磨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听说学校开张证明，便可以买张半费的学生火车票。爸爸去了趟学校，碰壁而归。校长说学生只有去探望父母才可以买半费学生票，看姐姐不行。我知道校长说出的话从来都是钉天的星。

妈妈说：“我去试试!”

我不抱什么希望。果然，她也是碰壁而归。不过，她不是就此罢休，接着再去，接着碰壁。我记不清她究竟几进几出学校了。一天晚上，她去学校很晚没回家，爸爸着急了，让我去找。我跑到学校，所有办公室都黑洞洞的，只有校长室里亮着灯。我走到校长室门口，没敢进去。平日，我从不敢进校长室，只有那些违反校规、犯了错误的同学才会被叫进去挨训。我趴在门口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莫非没人?妈妈不在这里?再听听，还是没有一点儿声响。我趴窗户缝瞅了瞅，校长在，妈妈也在。俩人演的是什么哑剧?

我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不知过了多半天，校长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大妈!我算服您了!给您，证明!我可是还没吃饭呢!”接着就听见椅子响和脚步声，吓得我赶紧像兔子一样跑走了，一直跑出学校大门。我站在离校门口不远的一盏路灯下，等妈妈出来。我老远就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不用说，那就是证明。

她走过来，我叫了一声：“妈!”愣愣的，吓了她一跳。她一见是我，把证明递过来：“明儿赶紧买车票去吧!”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您用什么法子开的证明呀?”我觉得她能把那么厉害的校长磨得好说话了，一定有高招。

她微微一笑：“哪儿有啥法子!我磨姜捣蒜就是一句话：复兴就这么一个亲姐姐，除了姐姐还探啥亲？不给开探亲证明哪个理？校长不给开，我就不走。他学问大，拿我一个老婆子有啥法子!”

“妈!您还真行!”

说这话，我的脸好红。我不是最怕妈妈去学校吗?好像她会给我丢多大脸一样。可是，今天要不是她去学校，证明能开来吗?

虚荣心伴我长大。当浅薄的虚荣一天天减少，我才像虫子蜕皮一样渐渐长大成人。而那时候，我懂得多少呢?在我心的天平上，一头是妈妈，一头却是姐姐。尽管妈妈为我付出了那样多，我依然有时忘记了妈妈的情意，而把天平倾斜在姐姐一边。

大约六年级那一年，我做了一件错事。姐姐逢年过节都要往家里寄点儿钱。那一次，姐姐寄来30元。爸爸把钱放进一个牛皮小箱里。那个箱子是我家最宝贵的东西，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在里面。那时所谓的“金银细软”，无非是爸爸每月领来的70元工资，全家的粮票、油票、布票之类。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姐姐寄来的钱就是给我和弟弟的。如果没有我和弟弟，她是不会寄钱来的。爸爸上班后，我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走近那棕色的小牛皮箱。箱子只有一个铜吊镣，没有锁头，轻轻一掀，箱盖就开了。我记得挺清楚，5元一张的票子六张躺在箱里，我抽走一张跑出了屋。那时，我迷上了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我从同学手中借了一本《千家诗》，全都抄了下来，觉得不过瘾，想再看看新的才解气。手中有一张“咔咔”直响的5元钱票子，我径直跑往大栅栏的新华书店。那时5元钱真经花，我买一本《宋词选》，一本《杜甫诗选》，一本《李白诗选》，还剩一块多钱。捧着这三本书，我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得意扬扬地回到家，一看家里没人，把书放下便跑到出租小人书的书铺，用剩下的钱美美地借了一摞书。我忘记了，那时5元钱对于每月只有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