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6日清晨六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

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手，拧开半导体收音机的旋钮，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然后支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

“气温最高零下1 ℃，最低零下7 ℃，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之后，老人正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记起一件要紧的事，又连忙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

“局报”。

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记录。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为什么在记录了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就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平时，竺可桢并不记录天气预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他把温度计放在院子里，然后开始做早操，做好操以后把温度记下来。他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根据天气预报作记录。

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项目可多啦：

“3月12日，北海冰融。”

“3月29日，山桃始花。”

“4月4日，杏树始花。”

“4月15日，紫丁香始花。”

“4月20日，燕始见。”

“5月1日，柳絮飞。”

“5月23日，布谷鸟初鸣。”

……

竺可桢仿佛是一位在大自然中巡逻的哨兵，时时刻刻都在精心地观察着大自然：什么时候第一朵花开，第一声鸟叫，第一声蛙鸣，第一次雷声，第一次降霜，第一次结冰，第一次下雪……

竺可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大自然的每一个变化。他的笔记本，仿佛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

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

原来，竺可桢研究着生物随着气候变化而怎样变化的科学──“物候学”。

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严重的冻伤。其实，社员们是按照与前两年同样的日子播种的，为什么在前两年却没有发生冻伤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十天，比1960年迟了五六天，物候学的观测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适当推迟才对。

竺可桢正是深知物候学是一门如此重要的科学，所以毕生从事这一研究工作。他每天上班，本可以坐汽车，但他宁愿步行。一边走着，一边像巡逻兵一样扫视周围的一切。他善于从千树万枝中发现第一片绿叶，他善于从喧闹嘈杂的城市中听出第一声蛙鸣，他善于从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看到第一只燕子，他善于从春天的风沙中辨别出第一朵柳絮……

竺可桢在他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一书中，绘制出了1950年至1972年间各种物候变化的曲线。这每一条曲线，不知凝聚着多少个观察数据，凝聚着竺可桢多少心血。

竺可桢还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摘引出古人对各种物候的记载，写出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气象学家的重视和称赞。

竺可桢为工农业生产贡献了力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而他的成就，正是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观测，来自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科学态度。他在1936年至1949年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亲自为浙江大学制订了校训──“求是”。他的一生，贯穿着“求是”精神。他在最后一篇科学记录上注明的“局报”两字，正是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别离人世前的又一次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