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他随着家人逃难，“儿时万死避胡兵”，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父亲陆宰，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和他交往的也多是爱国志士。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訾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惨痛的经历和环境的熏陶，从小就培养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
　　陆游自幼就好学，他说：“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解嘲》)。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他特别注意兵书，诗中屡次提到“夜读兵书”；同时他还学剑，《醉歌》说：“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所以他曾这样自负：“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陆游十七八岁时便有了诗句，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又从曾几学诗，在曾几的指教和积极影响下，更确定了他的诗歌的爱国主义基调，并进一步冲破了江西派的樊笼。因此，即使他早期的作品也表现了轩昂豪壮的气魄。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应进士试，主考官陈阜卿取为第一，明年试于礼部，复置游前列，因名居秦桧孙秦埙之前，又“喜论恢复”，致触怒秦桧，竟遭黜落。秦桧死后三年(1158)，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孝宗(赵目)继位之初，抗战派稍得抬头，他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他乘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积极赞助张浚北伐。但随着北伐的失利，主战派失势，在镇江通判任上的陆游，也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家居。
　　乾道六年(1170)，陆游四十六岁，入蜀任夔州通判。“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水亭有怀》)，一路之上，他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也凭吊了屈原、李白、杜甫诸伟大诗人的遗迹。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为干办公事，襄赞军务，他从夔州到了南郑。这是他一生得以身临前线的唯一机会，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十分振奋。他身着戎装，戍卫在大散关头，来往于前线各地，接触了爱国民众，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形势，出谋献策，积极准备打击敌人。他生活在战士中间，有时射猎深山，亲刺猛虎。所有这些火热的战斗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扩大了他的诗歌领域，并使他领悟到“诗家三昧”，从现实生活中、从火热的斗争中汲取题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丽悲壮的风格。这是陆游诗歌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了纪念这段有意义的生活，后来他把自己的诗集题名为《剑南诗稿》。但是，南宋小朝廷是不会容忍爱国将士的积极抗战活动的。不到一年，王炎调离川陕，陆游也改除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即事》诗说：“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可见他当时的抑郁心情。在任职范成大幕府期间，他只能借酒烧愁，排遣他报国无路的苦闷。他和范氏原是“文字之交”，因“不拘礼法”，同僚“讥其颓放”，他索性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陆游五十四岁，去蜀东归，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官。他描写这时的处境是：“怖惧几成床下伏，艰难何啻剑头炊”(《有感》)。在江西任上，因拨义仓赈济灾民，以“擅权”的罪名免官还乡。淳熙十三年起用为严州知州，后入为军器少监，但终因一贯坚持抗金，形于歌咏，深为当权所嫉，不久又以“嘲咏风月”的罪名被黜。他在一首诗的诗题中曾自言罢官的原因是“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这正好说明他的爱国诗篇的战斗性。
　　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此后的二十年间，绝大部分都在山阴度过，生活宁静而简朴。他“身杂老农间”，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有时他还骑着驴子，带着药囊，到远近的村落里去医病施药，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由于生活的转变，他对于农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写了大量的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风格也趋向平淡。但是，诗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宁宗嘉泰二年，他为了实现团结救国的理想，不顾朝野的非难，毅然接受了韩托胄的推荐，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当爱国词人辛弃疾再度起用时，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并劝勉他以国仇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于韩托胄的轻率，这次北伐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无损于诗人崇高的爱国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岁的老诗人，竟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临终时，他写了这样一首《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的最后号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后代无数的读者。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诗人爱国精神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