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风筝》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其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

一、《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

《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鲁迅作为兄长，自己讨厌放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同时也阻止兄弟放风筝，并且在发现了小兄弟背着他偷做风筝之后，“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权威历史见证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们，作为“当事人”的周建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见《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见《鲁迅回忆录》中册)

由两位鲁迅兄弟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意在强调当时“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这样才能为后文“我”的自责和内疚增加强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真实的残酷的长兄形象的树立，表明鲁迅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国父兄们的形象，他们的确“残酷”(特别是当事人具备了精神反思之后，会有这种惊觉之痛)，但更重要的特点则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

这里我们再扯开点，把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玩”的态度略作分析。鲁迅小时候似乎是偏于静的玩，他喜欢买画谱、看画谱、描画谱，画的多数是人物。他喜欢种花，也看讲种花的书，当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在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还喜欢抄书，抄的是关于草木虫鱼的书，他的弟弟说他“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乔峰《鲁迅先生小的时候》，见《鲁迅回忆录》中册)这种“玩”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游戏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确可说是“工作”，至少是一种有目的的学习，起码也是“多识于草木虫鱼”之类；而描画谱、描绣像，也是在学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相比之下，放风筝这种活动既长不了见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是属于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就鲁迅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将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这里还可以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放风筝，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没有谈到，笔者于风筝的起源上获得了灵感，也可能是“过度诠释”，但也还有点意思，写出来供方家指正。欧阳修《新五代史》写到后汉高祖皇后之弟李业，在高祖去世之后，隐帝即位时仍受宠，“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sōu)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隐帝是乱世之君，李业乃乱世之臣，在天灾人祸之时──这在封建社会“天人合一”观念中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仍溺于游戏，据说李业就是纸鸢(即风筝)的发明者，这种乱世之臣所发明的玩意儿，当然为鲁迅所不齿。鲁迅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读《鉴略》，对这段史实应当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讨厌风筝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我们为鲁迅、为“我”讨厌风筝寻找文化的历史的理由，意在为他的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的判断寻找合理性。但“我”当初粗暴干涉小兄弟，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长者本位”的思想，认为长者有权为幼者裁决一切，其前提是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判断在幼者之上，一切判断和裁决也是为了幼者好，比如，使他免于成为没出息的孩子。而《风筝》中“我”的惊觉──自责，皆得力于后来的换位思考，即从“长者本位”转向“儿童本位”之后重新观照少年时的事，发现了其中的“精神的虐杀”。

二、“长者本位”还是“儿童本位”

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被不少鲁迅研究者看重，认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从前人们只会以“我们怎样做儿子”来要求自己，是长者本位的，而鲁迅则提出了儿童本位：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缺乏“儿童本位”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经历过“儿童的发现”这样一个过程。欧洲是在17世纪才有了“儿童的发现”，以前欧洲的儿童一旦到7岁左右可以离开母亲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们的大共同体，工作、游戏等全都一样。日本的情况也很相近，“将儿童视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缩影的看法”，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儿童观才深化为“具有与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着的社会存在”。(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见《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