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风筝》深沉的思想力量，我更爱《风筝》中所体现的人的内心美好的感情，在肃杀的严冬中给人们心头以“故乡的春天”般的温暖！鲁迅用真挚动人的感情所谱写的这曲人情美的颂歌，会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一曲人情美的温馨的歌——读<风筝>》，《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5．从追求美好事物的角度去理解（李国涛）
　　《风筝》写于1925年1月。但是鲁迅在1919年9月发表过一篇《我的兄弟》，写的完全是《风筝》里的故事。《我的兄弟》只有三百余字，像是《风筝》的提纲。
　　当然，《我的兄弟》是独立的一篇作品，它表达一种愧疚之情，说明压抑儿童游戏的本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残酷的。《风筝》也写了这些，也表现了这种感情和这种思想。但是，《风筝》毕竟是一篇崭新的作品，它表达的内容就不仅仅是这些。《风筝》的开头和结尾都写着一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如果说《雪》是在冬日里寻春，那么《风筝》却是在春风里感到冬的肃杀。这仍然是一首关于春天和青春的诗，是鲁迅在继续“寻求那逝去的青春”。
　　《风筝》一开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写起。然后，便是故乡“春二月”的回忆，是“一片春日的温和”。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它引导读者进入“久经逝去的春天”。
　　乔峰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曾经说到，“鲁迅有的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也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记忆会有不确，艺术也容许虚构，这是谁都知道的。《风筝》的艺术魅力是无法抗拒的，它把任何一位读者，不管年龄大小，都能带入童年童心之中，令你同作品中的小兄弟一同难过，一同希望。作品也使你同那位兄长一同感到惭愧、悲伤，令你的心也那样“很重很重地堕下去”。
　　《风筝》很热切地表现着对春天，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无意地损害了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是令人无比遗憾的。但是，如果连春天都没有了，还怎样探求新的生活？现在，风筝事件已成过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久经逝去”。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逝去，贯彻全篇的情绪也是这样的。这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
　　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
　　（摘自《<野草>艺术谈·寻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多角度理解（李允经）
　　《风筝》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说：“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释》）。有人说：《风筝》中的“我”，“决不是鲁迅自己”，“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闵杭生《谈谈<风筝>中的我》）。意见尖锐对立。
　　一般说来，抒情诗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应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鲁迅在写作这篇《风筝》的五年多前，还写过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诗，发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五年多以后，鲁迅以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风筝》为题，再写一次。这前后两篇散文诗，虽字句有所不同，但所叙反对小兄弟放风筝的事却是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令他内疚的事，是长久地萦回在鲁迅记忆之中的，是他曾经身历的实事，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虚构。这样看来，《风筝》中的“我”，还是鲁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这篇散文诗的中心内容之一。
　　幼时的鲁迅不喜欢放风筝，并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因为父亲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长的资格来管束弟弟，不但不准他放，而且将他偷偷做的风筝踏毁了。多年以后，当鲁迅从一本外国书上知道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之后，先前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骤然在眼前展开，内疚而沉重的心绪袭上心头，使他坐卧不安，使他“惊异和悲哀”。
　　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艺术描写中，贯穿着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时也包容着对虐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向来认为，善于自责和反省，是一种美德。他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吁，而在《风筝》中更把这种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深化到自我心灵的深处。毫无疑问，读了这篇散文诗，人们都会为鲁迅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
　　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视为《风筝》惟一的内容，恐怕也有失片面。
　　《风筝》开头的两段和结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浓烈的。作者写道：“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说明，鲁迅这时已经历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变化，他的情怀也由亢奋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文苑里失恋诗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并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惊异和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温和”。
　　“春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义语。在《野草》的不少诗篇中，我们和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诗人曾盼望着青年的奋起，追寻着“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联想到“青春的消息”吗？而在《风筝》中，鲁迅又以“严冬的肃杀”和“春日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抒发着一种对于“春”的挚爱和“冬”的憎恶的感情。
　　风筝是报春的天使。孩子们因为渴望春姑娘的来临，才用风筝去迎接她、打扮她、赞美它。春的到来，意味着寒冬已被击退。在江南，每当风筝时节，山桃吐蕾，杨柳抽芽，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从观赏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畅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国，虽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风筝浮动，但地上满是积雪，又哪有半点春意！春神在受难，冷气威迫她，寒冬摧残她，这难道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悲哀”吗？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愤”。他在篇末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诗人的悲愤，也是人民的悲愤。由此可见，对于“春”的渴望和对于“冬”的抗议，也正是《风筝》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
　　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
　　（选自《鲁迅名作鉴赏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