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月了，我们为鲁迅先生的《风筝》伤透了脑筋。

　　那天我接到市教研室的通知，让三中陈莉老师在市新课程展示活动中开设展示课。记得毛老师是这样说的：“上《风筝》怎么样？你不是说有上头吗？你们挑战一下吧。”我是说过有上头，那只是冲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顺口说的，到底是不是有上头其实不十分清楚。但对我县初中语文教学的实力我是很有信心的，群策群力，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于是就轻松的答应了。

　　我和三中的老师们一起很有信心的研读文本，设计教学。这可是学生上初中以来遇到的第一篇鲁迅作品，怎么也得上出鲁迅的深度来，否则对不起学生更对不起先生。何况，一直以来我有这样的想法，初中语文课一定要为学生高中的后续学习蓄势，要有一定的深广度。

　　《风筝》是鲁迅先生写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篇散文。它以丰富多维的思想内涵而倍受中外读者喜欢。其中闪现的“儿童教育”、“自我解剖”、“家人亲情”、及对“国民麻木性的批判”等思想光芒，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于是我们完全打破了“亲情”单元的局限，把教学主题定在读懂鲁迅先生为“小兄弟”悲哀，为国民悲哀，进而对“国民麻木性的批判”上，为了讲解这个主题，我们也真是苦心孤诣，集众人智慧，预设了一堂颇有深度的精读课。课上得怎样？上得怎样？可想而知。课后我说：“让学生自己读文章，他好像有些懂，经我们这么一上，他反而糊涂了。那双双小眼睛反而越瞪越大了，眼睛里荡着一圈圈涟漪，越荡越迷糊了。”糟了，先生要生气了。那时我仿佛听先生这样说：“你们怎么给孩子上这样的《风筝》？”我们错了：多元而有深度的主旨加上那“鲁迅”式的语言，简直成了七年级学生阅读该文的杀手。

　　于此同时二中毛卫华老师也接受了放《风筝》的任务，省教研室让他参加在绍兴举行的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这下就更热闹了，几乎所有的初中语文骨干教师都开始研讨《风筝》的教学，两个多星期下来，我们有九位骨干教师实施了自己的《风筝》教学，有八堂课做了实录，毛卫华老师给初三的学生上了一堂《风筝》诵读课；陈莉老师在一节课中让缙云实验中学初一的学生体会了先生的自省；兰国祥老师用了四个课时对文本作了多元解读，让《风筝》在金竹中学初一学生的心里盘旋不去；陈军梅老师用了一节课也让《风筝》在二中初一学生的心里带上了沉重感，黄邦乾老师也用一节课让初一的学生对兄弟的言行作出了自己的评判；还有王树英老师、周海红老师，在这过程中，我也上了一堂《风筝》……我们思考着，实践着，失望着，又兴奋着……

　　编者将这篇文章放在亲情单元中是否合理呢？（其实1923年的7月至次年的6月鲁迅兄弟间已彻底失和，而此文写于1925年1月24日。）七年级学生学不懂怎么办？我们能不管他们的认知水平硬灌吗？鲁迅的作品就一定要教出“鲁迅”味吗？我们能不能忘了作者是鲁迅呢？按宁波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家王荣生教授的说法，只把这篇课文当作教学的用件呢？能放低文本的主旨高度吗？可这样做鲁迅能同意吗？我们可以把这篇课文移至九年级上吗？可以把初中课本中的九篇鲁迅文章重新组合，上专题课吗？可这样做编者会同意吗？我们老师有这样的权力吗？针对不同的学生，《风筝》到底用几个课时教学比较合适呢？这看似短短的《风筝》啊，还真牵扯出许多新课程的新理念，我们研究先生的《风筝》，我们引领着孩子们读《风筝》，我们又不断地反思着我们的引领，与学生对话，与先生对话，与新课程专家对话，与编者对话，与同伴对话……因为我们走进了新课程，所以教学的天地宽了，对话的层次多了，我们的角色变了，我们在实施着新的课程，我们又不断地创造着课程的“新”，这种强强联手的教研形式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教学的快乐，教研的快乐。

　　如陈军梅老师所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我们的语文老师能象这次对待《风筝》一样，对有难度、有争议的文章多一些讨论和争议，多一些想法和尝试，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就会象春天一样，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现在我把部分老师的课堂记录和教后记发上来，也请老师们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