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的艺术美，有两点可以提及。一是此诗注有“三解”。“解”本是音乐专名，即是“章”；“章”是“音、十”，即乐曲终止的意思。据郭茂倩《乐府诗集》、陈玚《乐书》等探知，“解”是乐府诗中的一种音乐情调性处理，其特点是“变”——强弱，浓淡，缓促，虚实，时空等等。《陌上桑》正是借助“三解”“变”的作用，使全诗不断变换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二是两汉诗已具光感，而《陌上桑》是运用光感十分精妙十分成功的一首诗。

　　《陌上桑》一诗旨在歌颂罗敷的勤劳、坚贞与敏慧，鞭挞使君的邪恶、卑劣与愚蠢。而“解”与“光感”的巧用，使罗敷之美更美，使君之丑更丑。

　　一章先写罗敷之美。它调动诸如铺陈、烘染、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着意描写罗敷之美。服饰之丽、器用之精、观者之羡，写罗敷的外形美；“喜蚕桑”写其勤劳美。本章十八句中，五言句式几乎都由“二、二、一”或“二、一、二”顿式构成，且又都以双句分别摹写行人、少年、耕者、锄者等人物动态，因而在形式与节律上给人以一种均齐平板的感觉，所以章末用“解”一次。由于这一音乐情调性处理，遂由平淡而浓烈，打破了那种雍容大度、凝重典雅的格局，顿使本章充满明快热烈的氛围，使罗敷的形象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雕塑。

　　而所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者，其实就是运用光感效应，让罗敷正面承受“东”方（“东南”，偏义复词，即“东”意）升起的一轮朝日所放出的万道霞光的衍射，这就使得已经够美的罗敷形象更加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二章接写使君丑行。前章虽已突现了罗敷之美，但其形象似乎“照人”有余，而未臻于“感人”之境。因此，接一章末之“解”，二章改用完全不同于一章的艺术手法，专用简短的对话方式，在罗敷与使君面对面的斗争中显示罗敷的感人性格——坚贞美。罗敷与使君，问答之间，淡淡似水。既无竦动视听之语，也无振聋发聩之辞。礼仪有加，魅力不足。而本章末的再次用“解”，便由弱而强，随着罗敷“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答辞，使字字句句如挟风霜，如掷金石，汇成一股冲击力，投向使君一伙。抨击之烈，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斥责之厉，令人对罗敷起肃然敬仰之情。

　　而且，由于一章末“解”的作用，本章光感的运用也同上章截然相反。“使君从南（即一章“东南”之省，“南”即“东”意）来，五马立踟蹰”，点明使君系背光出现，逆光行进。因此，使君的形象便蒙在一片阴影中。这森然魔影，是对使君本质的暗示，也是对使君丑行作象征性的批判。这恰同罗敷的美艳与坚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三章写罗敷“夸婿”。“夸婿”是全诗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因为，它是罗敷严拒使君后情节发展的需要。可以设想，以使君淫威，要娶一民女不易如反掌？如果光有罗敷的答辞，恐怕不足以阻止使君可能采取的暴行。因此，罗敷虚拟出一个文武全才、不可侵犯的夫婿，配合着“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的万众拥戴、山呼海动般的威望与气势，来压倒、慑服使君，这完全是客观形势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因之，“夸婿”是粉碎使君妄想、使之遭到可耻失败的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另一方面，“夸婿”又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罗敷不仅表现出抗拒使君的大勇，又有玩敌于股掌间的大智。智勇兼备，才使得她的形象更完美、更合理。由于“夸婿”在全诗所处的重要性，也由于二章末“解”这一特性的影响，因此，三章由实而虚，“夸婿”全借着罗敷的长篇自述这一独特的艺术方式得到展示。它同一章的铺陈烘托、二章的简短对话鼎足而三，成为全诗三个引人入胜的艺术发光点。

　　同时，三章也用了不同于二章的光感手法。罗敷那位才华横溢、予夺生杀、气概万千的夫婿，同罗敷一样，也是在“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的“东方”红日设色下，使夫婿形象更加轩昂磊落，大气凛凛，仿佛是真理、光明、正义的化身，廓清了邪恶、黑暗、不义，更增强了“夫婿”存在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正像昆仑的腾挪盘曲，层峰深壑，长城的逶迤萦绕，朝晖夕阴；也像黄河的百折千回，流金泛彩，长江的蜿蜒流转，天光云影，这大概就是种种天造地设的因形换步、随类赋彩吧。读罢汉乐府《陌上桑》诗，应该也会生出这种感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