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人物形象的改造方面，《陌上桑》无疑也显现出似与不似之“妙”。
　　全诗以浪漫的笔调先极力铺陈，描写罗敷的美貌绝伦：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单就这几句描写已显出作者的艺术功力。作者并没有从正面写罗敷眼睛像什么，眉毛像什么，嘴唇像什么，牙齿像什么，脸蛋像什么。因为《诗经》中已有了这样的成功描写④。再这样写，岂不落了俗套？文学贵在创新。《陌上桑》的作者别出心裁，偏偏从侧面来描写罗敷之美：写罗敷腕挎精美的竹篮（采桑工具）、得体的衣着、发式、首饰以及众人围观罗敷的忘情失态。一个美貌绝伦的采桑女形象就和盘托出，且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作者这种描写上的“不似”，更见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功力。它的优点，一是适应并满足一般读者欣赏“美女”的心理，二是为下面写使君见罗敷而调戏作铺垫，三是为了配合罗敷夸夫，即所谓的“郎才女貌”。所以历代的欣赏者都称道诗中对罗敷美貌的侧面描写，是最具独创性意义的一笔。如清代陈祚明所说：“写罗敷全须写容貌，今止言服饰之盛耳，偏无一言及其容貌，特于看罗敷者尽情描写，所谓虚处着笔，诚妙手也。”
　　在人物身份的处理上，作者有意采用了模糊化手法进行构思——
　　在《古今注》的故事当中，罗敷是一位贵妇人（“千乘”、“家令”之妻），因其美丽而受到上层官僚（赵王）骚扰，这方面与《陌上桑》并无二致；而在《秋胡行》和《诗经》中，那些美丽的女子都是一般的下层劳动妇女，因其美丽受到性骚扰。在《陌上桑》中，罗敷既像贵妇人又不似贵妇人，既像农妇又不似农妇，这种似是而非的身份显出作品之“妙”。因为，从人性这个层面而言，不管是贵妇人还是下层女子，只要漂亮都有可能引发人们“爱美之心”的倾慕，甚乃遭遇到性骚扰，只不过有些是野蛮的，有些则是无伤大雅的骚扰，《陌上桑》中的“使君”无疑属于后者。而性骚扰有些是野蛮的，有些则是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的不纯“追求”，《陌上桑》中的“使君”无疑属于后者。爱美，有时候因道德礼教的约束而止于心理层面，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有时候又因为地位的高贵而极容易产生超越道德礼仪的心态，从而付诸行动。前者如诗中所描写的贩夫走卒和田间农人的大胆围观，后者如“使君”的带有调戏性质的“宁可共载不”。至此，作者不写像《秋胡戏妻》那样的让女主人公刚烈自尽的悲惨结局，而是设计一个“罗敷夸夫”的情节以拒绝调戏。这里虽有一定道德批判的倾向（因为“使君”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为，罗敷自然也就没有了刚烈自尽的结果，显然减弱了诗中的道德批判力），但又不限于道德批判，它同时又是将形象塑造的意义延伸到了对人性的揭示这个层面上，即人类的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道德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敷这个人物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形象而成为一个审美形象，所以作者也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感人。
　　《陌上桑》出现以后，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大量的模拟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诗篇。至于它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直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还不断有人效仿，如《西厢记》写莺莺出场时，便先写周围人看得失魂落魄的神态，正是从此中来；现代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对小芹美貌的描写，也与《陌上桑》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陌上桑》之所以在汉乐府民歌乃至整个汉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对后世文学产生如此重要影响，其在艺术造诣上对“似与不似之间”准确把握之“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陌上桑》的创作者有多高的艺术修养，而是在整理采集来的民间唱词的过程中，始终抱定与众不同的独创意识，而其极高的艺术魅力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审美意义，也许完全出于作者的意料之外。从文学创作规律上考察，这正是自觉的独创意识与不自觉的审美意义的相互交融的结果。

　　[注释]
　　①齐白石.齐白石画集· 序[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②郭豫衡.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论〈陌上桑〉[M]．中华书局,1989.
　　③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④《诗经· 卫风· 硕人》写卫夫人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作者简介]任卫芳，女，南宁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谭兴海，男，南宁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