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嫩柳林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行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以上是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下面简称《手掌》)。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写实和超现实手法交融的新的抒情方式的确立,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巅峰。不仅如此,这首诗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近年来得到治史专家的相继推重。戴望舒本人也偏爱这首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曾多次(包括在政务院举行的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向听众朗诵此诗,表达他爱国的赤诚。

　　《手掌》最初发表于《文艺春秋》第3卷第6期(1946年12月15日),尾注创作时间为“1942年7月3日”,后依据尾注时序编排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星群出版社,1948年2月)。然而,在诗人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这首诗的真正写作时间与发表时所注的时间并非一致。在深入考察这一矛盾现象时,我们既看到一些历史的风云际会,也看到诗人激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甚至关乎一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心潮难平。

　　事情的缘起是,我在整理编辑《戴望舒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中,读到了戴望舒保存的一份剪报。这份剪报共47页,收录诗人发表的自1941年1月至1946年1月创作和翻译的诗文一百三十多篇。这里的诗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沦陷时期发表的,有《过旧居》、《示长女》、《天晴了的时候》、《赠内》、《墓边口占》(作者自注: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偶成》等。另一种是剪报最后一页所辑录的,自注为“是沦陷中不曾发表而在胜利后发表的”。包括《题壁》、《愿望》、《等待》、《口号》,总题为《旧诗贴抄》,发表于1946年1月5日《新生日报》《新语》副刊,署名林泉居士(这些诗篇后来均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

　　剪报中没有《手掌》一诗,但却另有一首《断篇》,未标发表的刊物和时间(和《旧诗贴抄》编排在一起),署名“易鱼”,以后也未收入诗集(现已被笔者编入《戴望舒全集》(诗歌卷)中)。全诗如下:

　　我用无形的手掌摸索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破碎,那一角是和着血的泥,/那辽远的地方依然还完整,硬坚,/我依稀听到从那里传来雄壮的声音。//辽远的声音啊,虽然低沉,我仍听到,/听到你的呼召,也听到我的心的奔跳,/这两个声音,他们在相互和应,招邀……/啊,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首诗与《手掌》的相似,由此推断,它只能创作于《手掌》之前,而不能在其后。从剪报所提供的材料来看,至迟到1946年1月,《手掌》一诗还未问世,只有构思运句与《手掌》相近的《断篇》。因此,戴望舒在《手掌》发表时(1946年12月)注明原作写作时间是“1942年7月3日”,应该是不真实的。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得到证明。

　　(二)

　　1946年10月,戴望舒打破了由港回沪近半年的沉默,在《文艺春秋》第3卷第4期发表组诗《虏居诗抄》。1946年12月,《文艺春秋》第3卷第6期又发表《诗二章》,《手掌》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首是《等待(二)》)。

　　从两组诗的标题来看,前一组诗标明是“虏居”即沦陷时所作,后一组未标“虏居”,但尾注创作时间则又属于“虏居”。标题和尾注的差异,为我们留下疑窦。因为:第一,如果按照《诗二章》的尾注所标的时间,属于“虏居”时所作,应列入《虏居诗抄》之中发表;第二,如果是旧作(以尾注时间来看),修改可能没有按时完篇,则可以把前一组诗称为《虏居诗抄(一)》,后一组诗列为《虏居诗抄(二)》,如同他为两首《等待》分别标上(一)和(二)。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是诗人的疏忽所致。诗人在同时期的俗文学研究和考证中十分严谨,甚至连一句读都不放过,作出了卓然的成就。具有这种严格的学术素养的学者是不会对自己的创作掉以轻心的。

　　这种有意在写作时间上的模糊,可以说明诗人的一点苦心。因为,戴望舒后来也没有像《过旧居(初稿)》和《过旧居》、《等待(一)》和《等待(二)》那样,把《断篇》作为《手掌》的“初稿”来处理,作单独发表。否则,人们便能够根据《断篇》推断出作于其后的《手掌》的写作时间。在《手掌》发表后,《断篇》没有再次发表,也没有编入诗集,其意图明显是让人们遗忘《断篇》。由此可见,《手掌》的实际创作时间,是故意被戴望舒模糊的,原作“1942年7月3日”是不可信的。

　　其次,《手掌》是戴望舒诗作的一个高峰,此作若属于1942年作品,则与同时期作品反差甚大,其他诗作难以与之比肩,可谓孤峰突起,鹤立鸡群。从1942年7月至1944年间,诗人仅写了《心愿》和《等待(一)》两首水准一般的诗。1944年以后,尽管还有《过旧居(初稿)》、《过旧居》、《示长女》、《赠内》、《萧红墓边口占》、《偶成》等幽婉深致的佳构,形成后期创作高潮,但也无出其右。这些诗章虽然吸收了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基本上还是采用结情于景或于事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没有沿着《手掌》一诗探索,向西方现代派借鉴的道路上作进一步的拓展。这里是存在矛盾之处的。

　　相反，如果我们把《手掌》当作戴望舒1946年后的新作，以上疑虑即会冰释。此间，他正致力于洛尔迎、波特莱尔、阿波里奈尔、魏尔哈仑和梅特林克等西方现代诗人诗作的翻译，诗人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代表他译诗的重要成果《<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迎诗抄》，也正在凝聚中。他的既有诗人的明丽又有学问家的精审的俗文学研究，已经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同，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的论文，大都是在此时发表的。中西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融汇业已走向更深层次。他有着较丰富的艺术积累，应该会在《过旧居》等佳构之后产生新的超越。《手掌》在此时出现，是瓜熟蒂落，应运而生。

　　第三，从《手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来看，属于1946年后的新作也很符合戴望舒的境遇。在沦陷期间，诗人抒写的情绪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仇恨，二是等待。沦陷初期，面对日本占领军的铁窗烈火，诗人写道：

　　我们之中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们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狱中题壁》)

　　诗人在更多的诗篇中抒发了“等待”的心情：

　　我等待了两年，/你们还是这样遥远啊!/我等待了两年，/我的眼晴已经望倦啊!(《等待(一)》)

　　苦难的岁月不会再迟延，/解放的好日就快到……(((口号》)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偶成》)

　　啊!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断篇》)

　　相比之中，《等待(二)》和《手掌》二诗抒情的重点则有了转移。《等待(二)》在再现铁窗腥风血雨的画面中，融入了诗人现实的体验:

　　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饥饿的眼晴凝望着铁栅，/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耻辱粘着每一颗赤心，/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刀把我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诗中回荡着两种声音，一是“等待”，二是感到“耻辱”，以后者为基调。日本兵的残酷，激起诗人深深的仇恨。沦陷时的梗桔，诗人默默沉静的等待，并没有使诗人感到人格的失落，如今光复了，解放了，诗人却因“朋友”和“同志”的所谓举揭而蒙受耻辱。

　　日本人占领香港时，诗人戴望舒曾坐了七个星期的地牢，受了种种酷刑，“做柔道的呆对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他没有供出一个人，只在奄奄将毙时被保释出狱，并且落下了致命的哮喘病。如今却蒙上“附敌”的罪名，诗人当然无法理解。他在给港粤文协会员的“申诉函”中说：“有时我惨然的想，如果我迟一个星期不释放而死在牢里，到现在的情形也许会不吧.....一也许诸君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走了呢?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都离开了这个魔岛吗?...一戴望舒没有说明他留下来的原因，他有不能公开说明的原由。

　　夏衍当时曾针对叶灵凤、戴望舒“附敌”的说法，指出香港沦陷后叶灵凤对劝他离港的友人表示“有事不能邃离”，因而建议“经过详情恐怕要等他脱险后自己来说明，我们希望暂时不作过早的结论。”四十二年后，他在回答有人询问说：“他(指叶灵凤一一笔者)说有事’，则是1939年潘汉年交给他的‘事’。后来(解放前的47,48年)潘说过，要他(指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为我们帮忙’。潘案以前不让说，案后更不能说了也。”①冯亦代也证明，是潘汉年让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时留下来。②然而，现在却天旋地转了。望舒在诗中抒写自己现实中强烈感受到的耻辱、悲愤、沉痛，自是题中之义。

　　不过，在对生与死作深沉的哲理思考后，他还是以宽广的胸怀和勇敢的决心，把苦难当作自己的命运来承受：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的后面。(《等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