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说普里什文这个名字，是在2005年12月。当我收到参加普里什文文集出版座谈会的请柬，因年底事忙又对其一无所知而准备放弃时，是《人与自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靳恩平专门打来电话，落实参加研讨事宜，我才决定赴会的。可以说，无知的我，刚刚知道普里什文，并从对他的无知，通过这几天的“恶补”，变成略知一二的，而此刻，竟还油然生出一种神交已久的亲切感，似乎普里什文早已和我相知，只是名字一直没有对上号似的。因为，此时，在我工作的千亩麋鹿苑，春寒料峭中求偶的戴胜；荒草中偶尔撞见对我回眸而视的狍子；枯柳上十几只正襟危坐、怒目圆睁的长耳枭；凌空飞过、双翅生风的大群的绿头鸭；翻飞鸣啭，伴我而行的一对大山雀……无不与普里什文的《鸟儿不惊的地方》等作品中描述的情景相暗合。
　　那天，社科院大楼的外文所，高朋满座，尽是研究和精通俄国文学的出版家、翻译家、理论家。我，好像还有国家林业局的陈司长，则是作为动物保护或环保人士被邀请到会的。文集的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赠给与会者每人一套普里什文文集：包括《鸟儿不惊的地方》、《人参》、《大地的眼睛》、《大自然的日历》、《恶老头的锁链》，我才算开始领略和接触这位号称“伟大的牧神”、“俄罗斯语言的百草”、“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先驱”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当时，仓促地翻阅几下，便要发表什么有见地的言论，真有些难为人。好在陈司长要先说先走，他在肯定文集的同时，从当今保护动物的主流入手，指出作品的时代局限性：狩猎行为，已经过时，提醒读者，不宜倡导。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在当年已属难能可贵，无可指责。其实，普里什文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已经把狩猎与自然保护的关系做了精到的阐述：“在某种场合，狩猎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或获得欢乐的诗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我的狩猎中会产生出我们不可或缺的保护自然的事业。”真是先知先觉，我国林业院校的保护专业，前身就是狩猎专业，我们今天林业部门的动植物保护处，以前就叫“狩猎办”。记得在那天的研讨会上，我坦白地说：作为从事动物保护科普创作的我，很惭愧，以前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写自然、写动物的俄国作家、一个可亲可敬的俄国“老头”，直到81岁高龄，还笔耕不辍。我曾以为，生态文学多产生于欧美，《论自然》的作者爱默生、《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作者约翰缪尔、《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都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代表。而普里什文何许人也？真的不知道。后来，通过浏览《鸟儿不惊的地方》，我读到一段惊世骇俗的、涉及保护生灵的话语：“一位令人起敬的人应该是独立的，不仅不伤害天鹅，而且连野鸭子都不去碰一碰的人……伊凡在春天杀了一只天鹅，他在秋天就死了……”作为上个世纪初的人，普里什文能有这样的“生态意识”，无疑是超前的。
　　1873年出生于俄罗斯奥廖尔省的普里什文，童年时代是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的。青年时代曾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农艺学，开始工作时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卢加地区做农艺师。早期的这种经历，对他在一生的写作生涯中，以专业的视角和精到的语汇描述自然大有裨益。他描述的动物几乎都是具体到“种”，“森林里是鸟，有花尾榛鸡、黑琴鸡、松鸡……空中驰骋着海鸥、燕鸥、贼鸥和沙鸥……记录的海兽有海象、环斑海豹、髯海豹、格陵兰海豹，还有白鲸……”、“除了驼鹿，花鹿，猎人们还打狼獾、艾鼬、水獭和白鼬”。
　　弃农从文后的普里什文专事写作，先是到当时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完成于1907年的考察见闻式的随笔集《鸟儿不惊的地方》即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角度，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他忠实地记述了不少老人的话便可见一斑：“现在的人更聪明，更健壮，可是，古代人生活得更舒服。”“这些精神上富足的人们不为一文钱而出卖自己，他们不抽烟、不喝茶和酒。因此，这里荡漾着旧日的诗意……”，“每一位老人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种现在的年轻人所不知道的生活琴弦，只要你能够轻轻拨响它，他就会活跃起来，像一位艺术家一样把他的往年岁月娓娓道来。在故事的末尾，他还会向你表示感谢，由于你的出现而又重心燃起他那已渐渐熄灭的心灵之火。”普里什文独辟蹊径的文风，使其被认为是“科学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中的科学家”。因此也有人说，他是从俄国的北方走进俄国的文学的。
　　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人在旅程、跋山涉水的一生，行吟漫游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他的旅行，绝非今天意义的旅游，如今快餐式的旅游多是为证明去过某地而留此存照而已。如同一批被送上传送带、没有主见、失魂落魄、被钱驱使的货物。读读普里什文，真是自惭形秽。他行走着，像一个朝圣者在朝觐了一个又一个自然圣殿之后，终于采用自然材料建起了他的文学庙宇。正如本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的博导、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刘文飞先生所说：普里什文是一个观察细致、体验充分的行者，一个充满温情和爱意的行者，更是一个思想着的行者。在他接下来的一部部著作中，日益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吻合”。
　　这是《人参》中饶有趣味的一段：“那是满洲里按季节迁徙的山羊和麝……在一面高高的峡谷陡坡上，看见一只公山羊，我猜想它已经发觉了我，在用它的语言骂我哩。正当饥肠辘辘的我用枪瞄准它时，我又看见山羊不远的柞树下躺着一头粗壮的野猪。原来，山羊不是骂我，而是骂那只野猪……”用他自己在《灰猫头鹰》中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样既描写人又描写动物，才是描写动物的准确方法。
　　如今，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有幸阅读普里什文，仿佛是与他做了一次心向自然的回归。他渴望的是这样的国度，“那里没人捕杀鸟儿，既不喂养鸟，也不保护鸟，只是与鸟和平共处”。聊以安慰的是，这个保护自然的渴望，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和当代文明的趋向，让世界充满爱，让鸟兽不再惊骇，使万物重归和谐，不仅是一种忏悔，更是一种救赎。
　　（摘自《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