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短短的一生当中，他写了6部长篇小说，200多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写当时法国中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写小市民、小职员、小商人等等，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种种遭遇之中，从他们的言谈行为、心理变化之中，自然地而又深刻地写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黑暗、污浊的阴影：虚伪，贪鄙，欺诈，冷酷，糜烂。有的写到农民、渔夫等等，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赞扬。《我的叔叔于勒》就是属于前一类的作品。
　　这篇小说写的是法国西北部哈佛尔海港达佛朗司家的一个故事。这一家老兄弟两个，哥哥叫菲利普，是个小职员，弟弟叫于勒，年轻时候是个浪荡子。他把自己所得的遗产花光了，又花了哥哥一些钱，因而被家里的人看不起，甚至看成是全家的“恐怖”。终于，他被送到美洲去碰运气。过了些时候，接到他的信，也听见到过美洲的人说起，知道于勒在那里做生意赚了钱，并且打算发了财就回法国来跟哥哥同住。这时候，哥哥、嫂子把于勒看成了全家的“希望”和“福音”，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他回来。已经长到26岁还找不到人家的于勒的二侄女儿，也由于他发财的消息找到对象，结了婚。菲利普带着新婚的女儿、女婿和全家坐船到附近一个英属小岛——哲尔赛岛去旅行，在船上无意中发现了于勒。从旁打听，知道他在美洲阔了一阵之后重又潦倒落魄下来，沦落成一个穷光蛋，后来被这个船的法国船长带回来，在船上摆摊子靠卖牡蛎过日子，跟讨饭差不多。哥哥、嫂子一见大为惊惶，深怕被这个倒霉的弟弟看见，在新女婿面前出丑，更怕他再回家来吃他们。“希望”破灭了，于勒重又成为他们的“恐怖”。他们急急忙忙躲开了日夜盼望的“福音”，带着幻灭沮丧的心情溜回家去。小说是用菲利普的小儿子自述的口气写成的，所以用“我的叔叔于勒”作题目。
　　小说一开头先写出了这个达佛朗司家的生活状况。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
　　我想，任何一个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读了这段描写，都会感到对这种人家很熟悉：有人请吃饭不敢去，恐怕去了以后要回请；等着铺子宣布大减价的时候去买点便宜东西；花几分钱买点零碎也要讨价还价，争论好半天；——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是不是使我们想到那么一些小官僚、小职员之类的人家，他们的收入不多，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总还要想法摆着点所谓“上流人”的一套虚假的空架子。达佛朗司家正是这么一类人家。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虽然只是略带幽默的几句，正像齐白石画虾、画蜻蜓、画蜜蜂似的，淡淡的几笔，稍加点染，就使这些生物栩栩如生，在纸上活动起来了。
　　在读者已经熟悉了这个家庭之后，作者的笔锋一转，引进了小说的主人公——于勒。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于勒是谁？
　　小说里的“我”回答了我们。他说：“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是全家惟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我们不禁又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小说写到于勒年轻时候怎样花了家里的钱，成了全家的恐怖，怎样跑到美洲去，怎样写信回来，说他发了财。他写给他哥哥的第二封信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接着，小说又是轻轻几笔，写出了这封信给家里带来的不寻常的变化。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母亲也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来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只是这样几个小镜头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菲利普夫妇那些人的内心世界，那里边装着的惟一的生活动力就是“钱”。正是这个隐秘，使他们的眼睛充满了贪婪，使他们的周身，他们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现出一副拜金的可怜相。
　　于勒到底回来了没有？
　　这一次，小说没有很快地回答。但是，并不使我们觉得故意在拖延回答，因为顺着菲利普家二小姐结婚的情节，很自然地引出了婚后的哲尔赛岛旅行，菲利普全家很自然地上了船，很自然地要在船上吃点零食，于是菲利普带着女儿、女婿走到那个卖牡蛎的人的跟前。就这样，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故事走向了高潮：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真的这就是于勒吗？我们一定也为这突然的发现感到诧异，急于要知道个究竟。小说合情合理地顿挫了一下。它没有立刻解开这个谜，而是让这位受了惊的菲利普先生去找船长探问底细。等到从船长的口里证实了这就是于勒，证实了于勒重又潦倒沦落为穷光蛋之后，最紧张的一幕出现了。
　　“啊!啊!原来如此……如此……”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父亲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
　　随着菲利普夫妇惶惧紧张心情的急剧增长，我们的视线也越来越深地探入了这两个人物的灵魂深处。是希望，还是幻灭；是福音，还是恐怖；是兄弟，还是路人——这一切，决定于一样东西：钱!
　　小说没有突兀地在这里打住，而是慢慢地入情入理地来结束这场虚惊，把紧张的气氛逐渐平息下去。
　　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神色很狼狈，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他回答道：“两法郎50生丁。”
　　我把5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3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在这悠然的余韵之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回味咀嚼的机会，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菲利普夫妇是可鄙的，同时又是可怜的。他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然而已经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腐蚀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的，不是两个个别的人，而是那全套的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篇小说的主题不是多么深奥的，情节不是多么曲折复杂的。用平常的人物，平常的情节，表现一个普通的主题，可是能够表达得深刻，能够给人启发，耐人寻味：这正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独到之处。莫泊桑写人物，不在外貌的描绘上下功夫，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这内心世界的揭发，又决不靠作者的申说，而是用人物的言语动作，让他们自己去自然地表露。当于勒据说赚了大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决不会有出息的”。莫泊桑也并不忽视人物的外貌，然而，这外貌的描写，同样不依靠作者的叙述，也是用人物的语言动作，让他们更生动地去显示自己的神情。还拿这位菲利普太太来说吧。她出门的时候是安详地用手挽着丈夫的胳膊，接到小叔来信的时候是那么热情地赞扬，发现小叔穷愁潦倒的时候，开头居然能比丈夫更镇静，敏捷果断，指挥若定，随即就暴怒起来以至破口大骂。作者一方面生动地描绘出这个人物的神情，另一方面又留下了宽绰的余地让我们自己去描摹，并不用他的过细的线条和色彩去束缚我们的想像。对于他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莫泊桑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所喜爱，有所憎恶的。这些，他也不用自己的申述来表白。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挖苦菲利普，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贬斥菲利普太太，也没有用任何特殊的颜色给他们抹上花脸，或者让他们变成畸形，只是疏疏落落的几处写他们看来仿佛好笑的言谈举止，可是菲利普夫妇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已经出现了一副既可鄙又可怜的形象。小说里的故事，是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的，看不见多少倒叙、插叙，或者别的什么斧凿的痕迹，然而，情节的进展随处在我们的思想里引出问题，使我们急于要追问究竟。对于我们的追问，作者是不慌不忙的，从容自若的。他尽管慢条斯理地说下去，丝毫没有故意要制造个什么气氛的样子，可是我们却总是平静不下来，心里老是起伏不平：“啊，原来是这样!”“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逼着我们非得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