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都可以“言之成理”，第三种意见似更符合原文含义，不过要作一点补充，即“为难”似可解释为“难过”，鲁迅因藤野问及此事，又已经知道对已缠足的女子无能为力，因而有难过的感觉。

　　②“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写到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照片之后，欢呼“万岁”，而鲁迅却感慨万分：“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用“呜呼，无法可想”这一感慨，来说明中国群众的愚昧和落后，说明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所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也说明，经过20年的观察和实践，仅仅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鲁迅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他在仙台学医时却不同，年青单纯，爱国心切，听到日本同学为中国人作侦探被枪毙而欢呼“万岁”，“特别听得刺耳”，而且因此觉得学医不是首要任务，正像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的：“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这一段话，和《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可以互相印证。

　　③关于“日暮里”的各种解释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这两年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暮里”的文章，略举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从东京去仙台的一个火车站，这个站名其所以给鲁迅深刻的印象，是因为这个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战打败清朝、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后的军国主义气焰，很不协调。日本是一个战胜国，而这个地名却叫“日暮里”，所以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再从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战吃亏的固然是中国，就是日俄战争，因为战场在我国东北，倒霉的也是中国。鲁迅作为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就受到那些深中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学生的歧视，并在时事画片中深受刺激。离开仙台以后的2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当然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尽管是所谓强国，是“列强”之一，但是在日本却看到过“日暮里”这样的地名，这不能不使青年鲁迅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那样吧，这应该是鲁迅记得“日暮里”“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国的没落”，并把这种理解加在鲁迅身上。理由是鲁迅反对从名称上判吉凶。他曾批评过北京市民把“绳匠胡同”改称“丞相胡同”之类事情的无聊。这种意见认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双关，应当作“天日”“时日”理解，就是黄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日暮。鲁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对异邦日本将来的国运产生什么预感，而是联系故国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兴起一种“日暮途穷”之感。当时中国国运衰败没落，正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何况鲁迅赴仙台求学之前，在东京书赠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中，已经表达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忧国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这个地方，很自然会产生忧念祖国“风雨如晦”之感。这同想到水户这个地方，心中就升起对朱舜水这位爱国者的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鲁迅对日暮里和水户怀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其三：当时，鲁迅告别挚友，远离较熟悉的东京，只身去异域的一个偏僻小城，途中见到的第一个驿站之名“日暮里”时，兴起“满目萧然”“去国怀乡”的览物之情，即“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触与深情，以至相隔20多年后在厦门岛上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记得这名目”。

　　鲁迅1902年到东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张寄家人，其中一张后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这些词语；到仙台不久在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之感，和“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之念。又1900年作《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鲁迅在日本时，的确时时有对祖国“风雨如晦”的忧念，……而怀念祖国的亲人和家乡，也是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内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见“日暮”之名而有祖国“日暮途穷”之忧的那样的引申了。

　　我们查阅了一下日本有关材料，提出以下解释：

　　日暮里原是东京府北丰岛郡的一个町（相当于我们的镇），东京扩大后，划入市区，现是荒川区的一个町。在市中心的北方，开往东北的火车经过此处。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往来东京仙台都坐夜车，“一夜就到”。又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记载，当时仙台至上野（东京的一个主要车站），行车约12小时。那么，鲁迅从上野搭车，路过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时分，看到站牌，触景生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烙印吧。

　　其实这个很有诗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编武藏》一书说，小田原北条的家臣远山的庭园里，新挖了一条渠，因此，这一带就以此命名为新堀。当时这里设新堀村，只有63户人家。到了江户中期，新堀这个土气的名字才被改为读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读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读作ニツボソ），这正如同北京的狗尾巴胡同被改为高义伯胡同一样。在日本，汉字一般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读音，日暮里三字，音读时是落日余晖中的乡里，很富诗意。训读时（ヒグラシノサト）却是度过岁月的故里，带有实务意味了。现在，这个地名就兼有音训两读。

　　日暮里在文字资料中最早见之于享保十八（1733）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诹访净光寺八景诗歌》。宝历、明和年间，在《江户名胜》《江户名胜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为一景载入，描绘了这一带的道灌山、净光寺的山林和古迹。

　　在行政区划上，明治十一（1878）年新堀村开始改为日暮里村，大正二（1913）年改为日暮里町。日暮里车站是明治三十七（1904）年开始营业的，鲁迅乘车路过时，这里还是刚刚设置的新站。

　　六、《藤野先生》析疑（节选）（邱文治）

　　（一）本文开头两段为什么要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生活？

　　作者在本文开头两段中，以极其厌恶的情绪和辛辣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东京中国留学生浑浑噩噩、糜烂庸俗的生活。他们白天迷恋樱花，并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弄成各种花样，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晚上则学跳舞，震得地板咚咚地响，造成“满房烟尘斗乱”。通过这些描写，清楚地表现这批“清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目的。他们是属于“速成班”，根本不想学什么本领，纯粹为了镀金，回国后可以求得一官半职。这种人的生活态度与鲁迅正好相反。鲁迅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在本文中，也正是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文中刻画藤野先生关心中国命运的可贵精神，感谢他对自己的教诲与激励，这也是和作者爱国主义思想一致的，所以本文开头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这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正是反衬出一个爱国志士忧国忧民的悲愤。这两段话，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属于游离成分，实际上是紧扣主题思想的，这也正好体现了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特点。

　　（二）“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地方为什么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于1904年8月底由东京到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专学习。东京和仙台相隔数百里，所经的驿站很多，为什么“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站名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二十余年后写本文时还没有忘却呢？

　　关于“日暮里”，顾名思义，含有“日暮途穷”的意思。处在异国他乡的鲁迅，路过此地，必然联想到正处在“风雨如磐”中的祖国，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回国后，国家仍受宰割，人民依然遭殃，他曾在《彷徨》的扉页上题了屈原《离骚》中“日忽忽其将暮”的诗句，表示了对祖国前途的十分关切，因此在写本文时，很自然地又想起“日暮里”这一地名。

　　至于“水户”，是明末遗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不肯为清政府效劳，去日本讲学，力图复明，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老死异国。鲁迅对他很敬仰。后来，鲁迅有一次去东京，特意在水户下车，瞻仰了朱舜水的遗迹，弄得几乎付不出店钱。由此可见，鲁迅对水户的地名有深刻的印象，是他具有强烈的反对满清统治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

　　（三）如何理解“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

　　对于“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如何理解，目前意见尚不统一。有的认为鲁迅在仙台受到特别的照顾，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的则相反，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为据，说明仙台医专职员的“操心”是虚伪的；有的则以“物以希为贵”这句话引申为鲁迅孤寂之感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各有偏颇，与文章原意不符。

　　文中主要谈到作者在仙台受到优待和实际生活情况。所谓“优待”，就是“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几个职员”是指教务科的宫崎荣造和桑原寿等人，他们受学校领导之命，认为那个兼办囚人饭食的客店让鲁迅住不合适，就叫鲁迅搬到别一家。但是这种“优待”，鲁迅认为“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的缘故。这也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作为受侵略的“弱国的国民”，来到日本，往往受到歧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烈的，他深以祖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为耻，他绝不认为自己受到“优待”，就是对中国人的尊重，所以他以北京的白菜到浙江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的芦荟到北京得到“龙舌兰”的美名作比喻，说明自己所受到“优待”，仅仅由于在仙台医专他是唯一的留学生，是“物以希为贵”罢了。就是在这样的“优待”下，鲁迅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先是蚊子太多，没有蚊帐，睡觉时“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后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但是，这种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鲁迅“科学救国”的意志。由此可见，鲁迅把自己受到“优待”当作“物以希为贵”和对艰苦生活的描述，都隐约地贯串一条爱国主义思想的线索。他身处异国，一举一动，无不系念着风雨飘摇中的祖国，一情一感，无不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