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日本学者陈舜臣的《鸦片战争实录》以大量的史实和文学的语言为读者清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于此书中读鸦片战争，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中华民族的屈辱与怨恨，而能超越简单的民族情感，去寻找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缘由。

  对于国人而言，读中国近代史需要耐性。这不仅是坐冷板凳的耐心，还包括必须忍受内心的折磨。面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史实，面对《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面对割让香港岛、割让台湾岛、割让澎湖列岛等惨痛史实，内心之感触，实在难以言说。

  中国从19世纪的40年代，就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遥想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一支由64艘帆船军舰组成的庞大军团到达北京，拜见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迷梦之中的乾隆皇帝。据说，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乾隆皇帝祝寿；二是与中国政府商谈开放贸易和互设使领馆的问题。但沉醉于文治武功中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

  这种盲目自大不是偶然的。因为地理环境和政治传统的缘故，数千年来，中西方的交流极为稀少。与经过了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国家相比，1793年的中国已是农耕文明最后的一次辉煌。而沉睡中的大清帝国对此浑然不知，依然保持着以“夷”视西方的愚昧。傲慢自大的老大帝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后，逐渐显现出了龙钟的步态。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至此开始。

  19世纪中期，节俭的道光皇帝登基，大清帝国的军备废弛。1840年，多数中国人对“英夷”、“红毛夷”的幻想被坚船利炮彻底打破。当英国人提出要扩大对华贸易、推销工业品的时候，中国人还缺乏对“贸易”一词的正确认识。为了牟取暴利，西方人想到了鸦片。

  日本作家陈舜臣在《鸦片战争实录》中以小说的笔触、纪实的形式将鸦片战争的过程勾勒出来，文字精炼，史料选取独到。作者对鸦片战争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进行了阐述，对鸦片的危害、清帝国傲慢自大与卑躬屈膝的前后对比、西方人的挑衅、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无知和对外交观念的缺失，以及中国政治的腐败等方面，讨论得极为细致。

  全书以林则徐禁烟和抗英为线索，其间辅以龚自珍、魏源、关天培、道光皇帝、琦善、奕山等人物的言行。不仅如此，该书还辑有主要人物肖像、涉及的著作、奏章以及鸦片等各种图片。

  毫无疑问，鸦片贸易本身是罪恶的。当年英国议院以数票之差通过的对中国展开鸦片战争的议案，就其质而言，是在鼓励和支持鸦片的输入以及对华经济掠夺。这种罪恶，是不容否认的。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只是罪恶本身。痛定思痛，国人应该反思的首先应该是以下几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失去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能力和清醒认识？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这种鸵鸟政策首先针对的究竟是自己国内的人民，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

  然而中国终将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为走向开放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大的。这其中固然有政治的缘故，更有文化的问题存在。数千年来，一直藐视商品经济的传统文化最终将中国拖向了毫无生气的境地。而清朝奉行的“文字狱”政策，则从思想上对全体国民进行了精神阉割。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读鸦片战争历史的人们，很少有人想到去追究闭关锁国政策的缘由。事实上，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海盗和反清志士的侵扰。愚昧、残暴而自大的封建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实行“鸟笼政策”，试图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压制文化的传播、消除国内种种不满的情绪。归根结底，是要用一个大大的鸟笼把数亿人从思想到行动都统统“圈养”起来。这才是闭关锁国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正是这种奉行高压政策的鸵鸟心态，给大清国自己掘了墓。

  （《鸦片战争实录》[日]陈舜臣著，卞立强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