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毕业时节，南开大学又有33名博士生，因学习超期未达到毕业要求而没有戴上博士帽。这使得自2006年首次对多名超期未毕业的博士生按结业处理后，南开大学淘汰的博士生累计达到168人。

  2006年，经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讨论并全票通过，该校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不得超过6年，到期仍不达毕业要求则遭淘汰。“4年来，淘汰人数占每年在学人数的6%至10%。4年的政策实施，使得所有的学生都有了一个意识：如果不能按时毕业或者论文质量无法保障，即使考进来，也仅仅是博士生、博士候选人而已。”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说。

  对此，教育专家热议，什么样的淘汰机制对于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来说是适宜的？入口把关、过程评价、出口淘汰，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哪个环节的调整更为迫切？

  “严进”是否应该“宽出”

  针对研究生培养，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有着同南开大学类似的博士生培养年限的限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还设立了“博士生中期筛选”制度，在博士生一年级或一年半的时候，要进行中期筛选，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出勤率以及参与创作和科研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以考量学生是否有被继续培养的资格，不合格者将被“淘汰”；南开大学还在尝试从“出口淘汰”向“过程淘汰”转变，试行研究生分类培养制度，让一部分研究生在硕士阶段预读1年博士课程，若达到要求，则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朝“学术研究型”方向培养，若不能达到要求，则“退出”，回归“学术应用型”的培养轨道。然而，有数据显示，即使南开大学几年来博士生的“淘汰率”达到6%至10%，同美国1/4到1/3的博士生“淘汰率”相比也相去甚远。

  采访中，不少家长认为，通过公开公平的高考进入大学的多数都是好学生，在之前的中小学教育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智商也较高，因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能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的，因为“严进”所以应该“宽出”。

  “淘汰”也是一种选择机制

  在我国，高等教育到底能不能做到“严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处辉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很难实现“严出”。一方面，从学校的心理上来看，由于学生们都是寒窗苦读10多年的成绩优异者，往往不忍心将其淘汰。而淘汰的大学生流入社会，也将增加社会就业压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些高等院校为了保证招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即使学生出现科目不及格也准予毕业。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认为，目前，公众把教育和学校过于理想化了，认为学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在被教育的过程中，有成就者被“捧上了天”，被淘汰者会往往被认为是失败者，这是一种“病态”的期待。学校因管理需要而让一些学生“淘汰”或者退出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公众所能接受和承载的限度，因此，“淘汰”在我国，很难作为教育的正常环节来使用。

  专家指出，淘汰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自然退出或者二次选择的过程。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金顶兵说：“有的人可能不适合通过大学教育这条路径来发展，但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的个性。他们来到大学，也许发现大学不适合自己，有的学生可能有失误，有的学生可能会退学，但退学不是被淘汰，而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发展路径。”

  更重要的是完善教育培养过程

  史静寰认为，淘汰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样，是为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为更多的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促进学生更积极地学习。学校要有更明确、清晰的学业目标和水平要求，更灵活、弹性的管理制度，更透明清晰的管理程序，要加强教学过程中教学环节的管理，淘汰只是最后出口，过程性、环节性的管理则更为重要。

  记者了解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淘汰机制与我国不同，他们是“宽进严出”，即考上大学十分容易，有些地区甚至可以通过积累学分直接由大专院校升入大学，这就造成了他们“高淘汰”的结果。很多被淘汰的大学生可以回到专科院校继续读，积累够学分仍可以进入大学，因此社会、家庭和学生本身的压力都相对较小，“淘汰”并不显得可怕。西方高校机制也充满弹性，美国60%的学生是非传统年龄（18—24岁）学生，且实行学分制，学生一入校就清楚自己的学业目标，这就很方便学生把自身选择和学校的管理结合起来。

  专家们认为，如果在本科培养阶段，学分制能够真正得以实行，研究生培养阶段，中期考核、质量监督等制度能够真正落实，那么，或许有一天，“被淘汰”会成为学生的主动选择，因为那时“淘汰”只是人生重新选择的开始。（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