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相关出版单位先后编写过10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在历届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并期待在新世纪实现腾飞。

  ■本报记者 顾雪林

    1953年，毛泽东在了解教材编写时提出，“30个编辑太少了”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了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的部分编辑开始编审文史教材，拉开了新中国编辑中小学教材的序幕。

  1950年12月，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由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同志兼任。毛泽东主席题写了社名。

  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只有30多名编辑，时间又很仓促，只能选择当时使用较好的教材加以修订或重编，成为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于1951年秋季起陆续供应。

  195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十分重视教材建设，认为当时的“30个编辑太少了”。他当场指示，补充150名干部来编教材，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选调。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自编中小学全套教材，这套教材于1956年开始使用，是全国通用的第二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在思想性、科学性以及文字等方面比第一套教材都有显著提高。

  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上级领导下，借调了一批干部，赶编了一套十年制中小学教材，1961年秋季起供试验十年制的学校选用，这是该社编的第三套中小学教材。

  1961年起，人民教育出版社按教育部新制定的《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开始编写新一轮的全国中小学通用教材。为编这套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借调了不少教师，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两易寒暑才基本定稿。1963年秋季出版了各科教学大纲和小学、初中各科课本的第一册。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四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注重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删除了空洞的理论和勉强联系实际的内容，注重知识的系统性。这套教材至今仍为不少教师所称道。1964年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春节讲话”，提出课程砍掉一半。课程变动，教材自然要作相应的变动。因此，第四套教材没有全套出齐。

  “文化大革命”前,全国许多中小学生实际使用的是第二套教材或第三套教材。10年“文革”时期，是新中国中小学统编教材编写和出版的“空白期”。

  1968年“复课闹革命”，如今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的刘女士就是在这一年就近入学，进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入学后学校发给她的教材一共有4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政治课本》、《英语》。这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学课本，刘女士学了两年，直到1970年中学毕业也没有学完。今天，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文革”时使用的课本并不是全国统编教材，而是当时一些地方革委会组织人员编写的临时教材。难怪许多人在1978年的高考时，看不懂那些“文革”前的中学生应当会的考题，“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学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编中学教材”，这位当年的亲历者回忆说。

  邓小平说，“教材，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回忆，“文革”后的教育部真是一个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班子和人员一律下放到安徽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考察。1972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

  1972年初，戴伯韬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恢复人民教育出版社，信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转交。同年8月12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并组成筹建组。经几年筹建，只调回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干部30多人。

  据人教社原总编辑吴履平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批林批孔’、‘反回潮反复辟’的混乱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虽然恢复了，但不许编写中小学教材，只出版‘教育革命’小册子。直到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同志抓教育、抓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才得以恢复正常工作。”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讲话中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年7月到9月，邓小平同志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谈到，“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邓小平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1978年2月5日，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之后，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据当时分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部长浦通修回忆，当时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在周荣鑫同志追悼会上，浦通修决定去惊动到场的中央领导。

  李先念同志问：“通修同志有啥事？”

  浦通修如实把为编辑们找房难的事说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在场的小平同志就指着门外说：“把他们叫进来。”

  在门外的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话，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200多位教材编辑者先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了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购买外国教材。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也即新中国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很快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1978年秋季就开始供应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容低估的功劳。

  江泽民亲自调阅人教版中学历史和地理教材

  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情教育电视片《神州吟》题词：“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自强不息，振兴中华。”1999年春天，江泽民同志亲自调阅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中学历史和地理教材。3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获准独家首发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

  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表明了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材的重视和关心。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又编写并出版了第六套、第七套、第八套和第九套中小学教材。

  2000年，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电视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依据教育部调整后的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和普通高中教学大纲，对相应的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从2000年秋季开始，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5个学科起始年级使用人教版“试用修订本”教材。根据教育部的计划，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扩大试验范围，在10个省（直辖市）高中一年级开始使用“实验修订本”教材，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则在全国推广使用。

  胡锦涛看望实验教材《生物学》主编朱正威，“新课改”教材全面推广

  2004年，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市考察教育工作，亲切看望广大师生，实地了解办学情况。考察中，胡锦涛一行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朱正威家中看望他，给他送上花篮，向他祝贺节日。

  70岁的朱正威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生物学特级教师。他还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实验教材《生物学》的主编。在朱正威家中，胡锦涛仔细听取了他对当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同他就实施素质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锦涛在交谈时指出，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关键在教师。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发挥着教育引导作用，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教师要注重言教，更要注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学生，以自己的学术造诣和优秀品格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热爱。这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课改”教材引领“新课改”，在神州大地上开展得如火如荼。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2002年核准编写教材118套(小学55套、初中63套)，其中20个学科47套(小学18套、初中29套)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在2001年9月进入全国38个实验区进行实验。

  2003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起始年级使用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学生数达到同年级学生的35%左右。

  2004年秋季，在对实验区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课程改革进入全国推广阶段，起始年级使用新课程教材的学生数达到65%至70%左右。

  2005年秋季，全国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的学生原则上都进入了新课程。

  这次课程改革规模之大、进展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改革，不仅引起教育界而且引起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60年心血，育出几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60年，弹指一挥间。

  教材改革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的改革和创新精神，将永远伴随新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