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转折点，在此“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

  ■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共同点，就是凝集着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基本共识和框架

  ■谈判是否能够形成全球共识，是否达成全球契约，是否会采取全球行动，尚不确定

  ■本报记者 双华斌

  2009年，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关键一年。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减排量化的义务，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减排行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谈判，均须在12月得到明确，以便确立2020年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气候变化基本制度和规则。今天，哥本哈根聚焦了世界的目光，各国将在共同愿景和现实博弈中为减排新协议的达成而努力，以尽早开启一场“最后的”自我救赎。

  后京都时代

  自我救赎可以且必须

  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冰川融化、冻土融化、暴风雪、土地干旱、森林火灾……极端天气的继续增加，以及由此引发的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已是不争的事实和广泛的焦虑。面对着诸如《后天》等警示，人们越来越担心全球变暖最终会将人类拖向不归路。

  “就我国而言，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我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21%，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湿地的面积也比较少，草地则是高寒草原和荒漠化草原；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海平面上升的话对沿海会有很大影响”。

  上月举行的“北京论坛2009”上，一份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报告验证了苏伟的观点：气候变化已使我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陷入海平面之下；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我国领土的沙漠化；气候变化加剧了我国的水危机；气候变化提高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无独有偶，英国《观察家》近日也披露了五角大楼最近出炉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预言，气候变化将引发全球性的骚乱和核战争；英国在20年以内将变成另一个“西伯利亚”；气候变暖对世界的威胁远远大于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问题，被中外不约而同地提升为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而造成它的正是人类自己。“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超过90%”，曾担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著名冰川学家和气候学家秦大河院士，正在牵头完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2007年在太空拍到的地球照片，指着照片上鲜亮的区域无奈地说道，“看到了吧，地球在变暖。北美、日本在燃烧化石能源，而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渐变亮”！他补充道，全球的平均气温从1860年以来，已经上升了0.75度，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则呈持续上升态势。

  正因为上述现实，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才被视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国际社会希望这次会议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取代将在2012年第一减排承诺期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这次会议是继1997年12月日本京都会议之后，关于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一次谈判。

  哥本哈根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转折点”，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已是人类共同的声音。

  区别分担

  减排责任算历史账

  今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200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提出，达成国际气候协定需要三大基石的共同支撑，即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代价。

  作为长期关注气候谈判相关指标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生态学教授方精云向记者提供了一组独家数据：

  1850年至今，全球累计的碳排放为350PG（1PG相当于10亿吨碳），其中发达国家占250PG，发展中国家占80PG；最多的美国占94PG，而中国仅为31PG。

  1850年至2008年间，世界人均碳排放量为93吨。发达国家人均为257吨，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仅为23吨；人均碳排放最多的美国为543吨，中国仅为29吨。中国人均累计排放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3，仅有发达国家的1/9。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排放量在气候谈判中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作为生产大国，我国生产的很多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放大量二氧化碳，而其消费却不是国内。所以，消费排放量应该算到那些消费产品的国家头上。

  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重要话题面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基于上述科学研究和认知，以及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人均排放高、历史排放多的发达国家应当对气候变化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即人均和历史排放不一样，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各国所应承担的责任、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采访中苏伟一再重申我国的基本立场。

  与此标准相同的，是潘家华对本次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基本格局的描述，即“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阵营之一是发达国家阵营，它们的特点是历史排放多、人均排放高、资金技术实力强；另一阵营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则是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资金技术相对匮乏。现在看来，左右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将有三股力量，包括欧盟、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其间，当然也会有很多主体参与其中。首先是国家政治实体，联合国公约有192个救援方，这是国际谈判中的政治实体。其次，是参与国际谈判地方政治实体，州、省、市、县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再其次，各个部门、企业界、非政府组织以及消费者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一贯主张‘减缓’和‘适应’并重”，在苏伟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最主要的是适应，即适应气候已经发生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更多的则是减缓，即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在过去200年工业化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且对气候变化问题负有主要责任，这已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确认。为此，一方面要大幅度减少自身的排放，另一方面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加强其能力建设，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从全人类的利益来讲也好，还是从自身的利益来讲也好，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发展权利应当得到确认和保证。要发展经济，能源消费就会增长，相应地碳排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尽量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现实中若能如此，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便有了契合点和平衡点。当然，难以彻底消弭分歧的原因，还是源于经济方面的考量。用发达国家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合理，更可行的是结合实际，平衡于发展和可持续之间。此外，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国家间的差异同样值得重视。

  “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一盘散沙”，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谈判代表吕学都的话显然源自现实经验。“两大集团的说法非常准确”，他补充道，“但是，发展中国家是个大集团，有小岛国、非洲国家集团、最不发达国家等，它们处在不同地位和不同发展环境，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很不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寻找共同点”。

  吕学都简要回顾道，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2008年至2012年的5年减排量化指标。2012年第一减排承诺期到期之前要启动一个进程，谈判确立以后的目标。2005年就开了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今天是希望能够就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第二减排承诺期的减排义务达成协议。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共同点，就是凝集着《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基本共识和框架，我们今天正诚意促成的那份有力度的国际协议。

  承诺不诚

  谈判可能无果而终

  今年秋季曼谷谈判时，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节外生枝，提出了脱离“巴厘路线图”的新要求，主张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

  “实际上，很多人对发达国家这种‘开倒车’的做法非常伤心”，吕学都分析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联合国涉及环境条约第一部具有强制性的或者说具有法律后果的法律文件。所以，发达国家都不太喜欢，他们的感觉像是‘站在被告席一样’。曼谷谈判出现的问题表明发达国家不希望受法律约束，希望全都抛弃此前的东西，重起炉灶。这令很多发展中国家感到非常不满，很让人担忧”。

  “当前谈判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不愿就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问题进行谈判，他们这种回避谈判的态度，给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蒙上了阴影”，谈及此事苏伟态度坚决地称，“放弃其中任何一条轨道，气候谈判这列车就无法顺利开往哥本哈根”。

  此后，11月初的巴塞罗那会议上，非洲国家集团更是为表达愤怒集体离场，哥本哈根大会前景再蒙阴霾。

  对此，吕学都评论道，毋庸置疑的是，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作出了重大让步。发展中国家我们采取减排行动，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可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每天指手画脚，到该提供资金和技术时却闭口不谈。技术转让和提供资金，从气候谈判第一天开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至今，发达国家喊过一些高调，但实际行动微乎其微，拿出来的钱和技术凤毛麟角。所以，哥本哈根会议上，如果“巴厘路线图”规定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如果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能定下到底是多少，如果能明确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基本原则等，那它就不失为一次成功的会议。

  会期临近之际，美国、日本、欧盟等相继提出各自的减排计划，然而这些目标距离IPCC减排25%至40%的建议还有较大距离。欧盟27国环境部长集体承诺：到2020年，将在2020年前进一步从减排20%提高到减排30%。11月1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减排作出最新表态，承诺202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但承诺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作出同等减排幅度承诺。而其他国家如日本的减排承诺，同样是有前提的。日本声称，假如美国继续走高姿态、低承诺的老路，日本会适当缩小减排比例。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是否能够形成“全球共识”（减排共识），是否达成全球契约（哥本哈根协议），是否会采取全球行动（全球减排行动），尚不确定。其中，两个关键性大国的态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美国是否公开承诺减排，二是中国是否支持全球减排并提出相应的公开减排路线图。

  日前，美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17%。然而，若用1990年作基准年换算，这实际上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

  中国政府则提出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进行了具体规定。该目标还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加以落实。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努力，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