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少年时曾住在杭州。对他而言，那或许是一段平常又惨淡的时光，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但在这背后，有他酸涩的初恋，那单相思的对象最终因为染病死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在他的一生中，这段时光时时会闪现。可以说，杭州的经历在周作人的性格中逐渐渗进了终身不能摆脱的冷漠与孤傲

  ■王川

  “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太惨淡了。”（《知堂回想录上·十四 杭州》）

  1897年正月，周作人父亲周伯宜去世后的第二年，因为祖父和潘姨太（名大凤，周作人的文章中对其称呼不一，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的儿子伯升（其母章氏早逝，归潘姨太领管）去了南京，周作人作为补缺，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虽是一段背景惨淡的日子，但却发生了一件让他纪念终生的事情，那就是他的初恋。

  没有什么很好的回忆，也许这是真的，一个孤独的少年，在家庭败落的当口跑到异地孤单地陪侍羁押在狱中的祖父，又遭遇了酸涩的初恋，那单相思的对象最终因为染病死亡，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可以说，杭州前后的经历在周作人的性格中逐渐渗进了终生不能摆脱的冷漠与孤傲。

  清冷的空气拂过少年寂寥的心，杭州城或寂静或喧闹的场景都恍惚沉入流逝的梦中，难辨一丝清晰的踪影。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沿着巷子走，会看见“塔儿头”和零零落落的几家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院里高高地矗立着一根大烟囱，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见。不过，“这地点的好处是离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知堂回想录上·十四 杭州》）

  住在花牌楼的日子很闲散，也很寂寞。大概是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不太习惯的缘故，周作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录几乎没有多少欣喜可言：“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区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是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面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佣的宿所，前边一间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代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狱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好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还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知堂回想录上·十五花牌楼上》）

  住在花牌楼里还有许多烦恼的事，其一就是被臭虫咬，既痛又痒，身上还要起红肿的疙瘩。周作人天天在床上找，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他把一只盛了凉水的脸盆放在地上，用手将臭虫拨到里面，水面一会儿就浮满了那令人讨厌的家伙。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十二三岁的少年，正是生长的时候，每天的一顿稀饭和两顿干饭实在不够吃，除了每天下午定例的一回一条糕干，别的点心是没有的，不像在绍兴家里那会儿。周作人只好自己想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同上》）可见当时真是饿极了。这事情很快被潘姨太发觉了，知道是周作人偷吃了，却故意对女仆宋妈说：“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呢？”本来这是俏皮的挖苦话，可是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他心想，必要的时候就继续偷吃下去，你自管去说，我才不管那一套！好在宋妈很有些侠气，看到周作人孤寂无依，常把自己做的“六谷糊”给他吃，玉米面加上白薯块，虽是乡下人的饭食，但周作人觉得很香甜。另外，周作人对潘姨太也并没有恶感，她人并不坏，只是地位造成了某些让人不喜欢的性格。因为是北京人，喜欢京剧，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二进宫》这样的石印戏本，她不会徒手写字，周作人便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面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和自己的小姑姑同岁（1868年生），住在花牌楼的时候也不过刚过30岁。一个30岁的女人陪着一个在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其内心深藏的连她自己都难以发现的凄楚，在周作人心里生发出许多同情，继而渐渐成为他关注旧时代妇女命运的一个活例。

  花牌楼的时光流动得不能再缓慢了，有时让人感觉似乎静止了一般，就是在后窗的狗儿山下伫立很久也出现不了一个行人。周作人每天都在想念百草园，想念哥哥、三味书屋和那些快乐的日子，他不知道在杭州究竟要呆多久，他只有听从家里的安排，在孤寂中打发看不到头的时光。每天吃过饭，太阳照进窗户的时候，他就坐下来读书，在书中寻找乐趣和慰藉，他读《陶庵梦忆》、读《长物志》、读《槎上老舌》，还有《於越三不朽图赞》和《琅嬛文集》，记忆最深的当是石印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小本的《淞隐漫录》，都是颇为有趣的闲书。看书的间歇，他便提笔描字，一边仔细谛听着三姑娘的脚步声。不知为什么，他读书总有走神的时候，那是希望看到三姑娘的笑脸在虚掩的门里突然闪现，她的怀里总抱着一只听话的猫，有时，周作人真想抱过来，感觉一下它那毛茸茸的温暖和微微抖颤的身躯。

  近两年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花牌楼一楼一底的房屋和小天井与东邻相隔的竹笆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住在楼下的男仆阮元甫是个很俊秀、很忠实的人，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而且每天一早就出门，为祖父预备早点，随后去集市买菜，下午还要去坐茶馆、买什物，所以没有多少机会和他聊天。周作人只好自己用功，楼下有经书，有笔墨，逢三六九便要拿上功课到府狱里给祖父批改。小的时候，自己总是贪玩，没怎么用功读书。现在，祖父虽身在监狱，对他的功课却抓得很紧，见面的时候，又是指导读书，又是查作业，又是讲典故，周作人都一丝不苟地听着、做着。祖父对他很满意，开始夸赞他，说櫆寿既聪明又肯用功，比伯升强多了。周作人感到了很大的满足。但除了这些事，漫长的一天真是很难挨。看祖父的次数多了，他已认了不少路，后来基本独自前往。走出墙门往西有一条十字街，两边很多店铺，他喜欢在那里多逛上一会儿。不知走过几条路，便会来到监狱里祖父住的小院落。在一百多次探视中，监狱的情形也早已了然于心。自己不过是陪侍祖父坐监的孙儿而已，祖父的脾气似乎好了些，虽然也有咬了指甲骂人的时候，但从不对孙子发火，每日上午默念《金刚经》很多遍，之后是写日记，吃过午饭还要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狱卒聊天。但那些对周作人来说仿佛没有多少意义，对他真正有意义的、使他一生没能忘怀的只是与三姑娘的相识。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知堂文集·夏夜梦抄·六 初恋》）

  周作人并没有忘记姚三姑，直至1946年至1947年间，还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诗怀念，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吶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

  周作人为死去的三姑娘写过一首诗《过去的生命·高楼》，同时还写过一首《她们》来怀念自己爱恋过的女子。

  许多年以后，周作人轻描淡写地概括了他在杭州生活的日子：

  “我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地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新年的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那么一些而已。”（《知堂回想录上·十四 杭州》）

  1898年即戊戌年的五月初七，一大早，告假的仆人阮标匆匆离开了花牌楼，周作人在他临行前嘱咐他顺便捎几部书回来，但到了十二日阮标归来并没有拿什么书，却告诉他鲁老夫人病了，让周作人回乡探望。十七日，周作人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从此再没有回到花牌楼。回到家的周作人才知道，母亲并没有生病，实在是挂念儿子，才找了托词叫他回来。虽然周作人见母亲和两个弟弟都安好，不禁欢然，但是他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喜欢的三姑娘了。“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周作人前后所言矛盾吗？不，因为他对那里所怀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别人难以揣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