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孟子一系的一部“关键词集”。钱文忠教授认为，它不会因为时代和教育体制的改变而落伍，作为中国的一本童蒙读物，至今找不到什么需要进行根本否定的东西

  ■本报记者 张树伟

  日前，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讲的《三字经》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和热议。基于其讲稿的图书《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月20日下午，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办了该书出版座谈会。会上，钱文忠教授强调说，《三字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孟子一系的一部“关键词集”。钱文忠教授认为，它不会因为时代和教育体制的改变而落伍，作为中国的一本童蒙读物，至今找不到什么需要进行根本否定的东西。为此，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钱教授，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记者：在历史上，《三字经》的地位如何，是否达到了“经”的高度？

  钱文忠：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来定义“经的高度”。从历史上看，《三字经》自打一出现，大概是南宋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叶以前，在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地位。传统中国的很多人，就是受《三字经》启蒙的。后人称它为“经”，实际上就是用某种方式认定它的重要地位。“经”在这里，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比喻。我以为，最起码，《三字经》可以作为今天的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经”的起点。

  记者：《三字经》作为一个童蒙读物在现代社会中有没有重获生机的环境？传统文化可以讲的很多，您为什么选择《三字经》？

  钱文忠：这是一个很大，也是很重的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三字经》在现代社会是否有机会重获生机？我想还是有的。备受关注的“百家讲坛”用四十几讲的篇幅推出我对《三字经》的解读，本身就是说明问题的。春节期间连续6天播出，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我们都知道，春节期间精彩节目很集中，电视观众的选择余地比其他任何时间都大。尽管“百家讲坛”的播出时间在春节期间也有所调整，很多观众事先也未必了解，但是还有很多观众在收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收视率就显得弥足珍贵了。网络和平面媒体的反映也确实热烈，我接受了不少的采访。难道这些不都说明《三字经》在现代社会里还是有生机的吗？尽管如此，我并不乐观，至多也只能是极其谨慎地有那么一点点乐观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把一切挫折、失意、落后、弊病都一股脑地算在传统的账上，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弃之唯恐不及。不仅如此，还几乎以全民的规模疯狂地摧残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和自己的传统文化隔绝太久、太深了。哪里还有理由和底气来乐观呢？盲目的乐观是愚蠢、浅薄和可笑的。我们可以随时拆掉不如意的大楼，转眼建起可心的新楼。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传统文化也可以这样轻松地重建。很多东西，一旦失去，也许就意味着永远地失去了。不过，这也更彰显了“百家讲坛”和与其类似的努力的必要和可贵。我也是在做我个人的努力，至于效果如何，我不敢说。或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是一种不错的心态。

  传统文化确实有太多太多可讲的东西。讲《三字经》，是“百家讲坛”和我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我们认为，《三字经》是一部不错的传统文化启蒙读物，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平实稳当。同时，它实际上还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集”的作用，可以由此伸展出去。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这部最具基础性的读物，还想表明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平实稳妥，不急不躁，从最根本的基础做起。这样的工作才是当下急需的，也是需要很多人花大力气去做的。

  记者：《三字经》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您理解的《三字经》讲了什么，核心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中，您认为谁应该来听《三字经》，是儿童还是成人？

  钱文忠：您说得对极了，“《三字经》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问题就出在“似乎”上了。我做过一些善意的测试，对象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绝大多数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我的发现颇让我惊讶：绝大多数的人只知道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性相近，习相远”的就少了一大半，再知道“苟不教，性乃迁”的就寥寥无几了，接着还能说出“教之道，贵以专”的就几乎没有了！要知道，这可是《三字经》的头8句啊，《三字经》虽然很短，可是有300多句呢！那么，今天的我们对《三字经》的了解，除了您所说的“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以外，还有什么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最基本的传统文化知识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吗？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离自己的传统已经太远太远了吗？

  《三字经》讲了什么？核心无疑是两个字：“教”与“学”。为什么需要教育，应该怎样教育，教育有什么等次，教育有哪些主要的内容；为什么需要学习，应该怎样学习，学习有什么等次，学习有哪些主要的内容，这些都是《三字经》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完全可以说，《三字经》讲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是中华民族主要的集体记忆。我们就是凭借着这些而互相认同的。换句话说，或许严重点，或许也就确实如此，《三字经》讲的正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我曾经在别的地方多次说过，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大致准确了解而言，6个月的儿童和60岁的人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假使有，总体来看，大概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吧。所以，我解读《三字经》当然以正在学习的孩子们作为主要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父母和成年人就不再需要了解《三字经》所讲述的内容了。我想，大家不妨都来好好读读《三字经》。为什么不呢？

  记者：您讲《三字经》的方式是什么？与之相关的，您考虑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是在国学和传统热的背景下，让人们多了解传统知识还是有别的意图？比如您的图书腰封上的宣传语“励志明心”等。

  钱文忠：我并不觉得讲《三字经》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无论讲什么，总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做到准确、忠实、生动，用事例说明道理，争取让大家觉得容易记忆些。至于目的，那和上面说的有关。腰封上的话无非是讲《三字经》的作用，假如真正地理解了，并且努力地去践行，它确实有“励志明心”方面的作用。

  记者：据我了解，不少地方在讲《弟子规》，很多孩子和成人在学《弟子规》，他们把它看作一种道德的规范去践行，去获得人际的和谐与温暖。《三字经》是否同样具有道德的指引作用？

  钱文忠：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了您讲的情况，确实有很多地方在讲《弟子规》。也不排除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些尝试的可能性。与其相类似或者相同的作用，《三字经》当然有，可以说，道德的养成和指引是《三字经》最关注的内容，贯穿全书。

  记者：您是否关注网友对您的评价，比如热烈的拥护或者提出的批评？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您是如何看待和观众、网友、读者的互动的？您是启蒙者？

  钱文忠：不关注是不可能的。对“热烈的拥护”我的人，我表示感谢，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力争使他们少一些失望；我也很看重，甚至可以说更看重批评意见，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善意的批评是无比宝贵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不可能离开健康的互动的，只要是健康和理性的，互动越多越好，越热烈越好。我怎么有资格做“启蒙者”呢？我只是一个同样在努力地学习着的人而已，充其量，是一个学着在做一些启蒙方面工作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