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伦娥

   编者按：1959年3月，西藏民主改革掀开大幕，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被废除，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宣告到来。50年来，西藏的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其中，教育事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不仅区内教育发展迅速，区外教育的配合方式也不断多样和完善，越来越多的西藏学生赴内地接受教育。本期“视点”展现了几位西藏生在内地的求学经历，也许，他们的故事无法完全折射西藏教育发展的波澜壮阔，但我们希望通过呈现这些学生在成长历程中接受的关爱、感知的幸福，向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献礼。

  有这样一群西藏孩子，十一二岁离开家乡到内地上学，初中、高中、大学，最美好的青少年时光都在内地度过。他们需要适应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与家乡大不相同的内地环境；他们远离了亲爱的父母兄妹，告别了奔腾跳跃的牛羊；他们闻不到酥油茶的浓香，看不见高耸入云的雪山。在内地，他们过得好吗？

  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南大学的4位西藏学生，听他们讲述了在内地求学的温暖经历。

　　白玛卓玛：“像在天堂一样”

  “像在天堂一样。”20岁的小姑娘、中南大学公管0703班学生白玛卓玛，羞红着脸如此形容她在内地的求学生活。

  白玛卓玛的家在遥远的林周县长孜乡株古村，虽说株古村如今离拉萨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几年前这个地方既没通路又没通电。当年11岁的小白玛考上江苏省常州市西藏民族中学时，是父亲抱着她骑了一个多小时的马才到县城的。

  白玛家现在有9口人，姐弟6人，母亲，再加上姐夫和小外甥，吃饭时一桌子都坐不下。

  白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内地的学校。7岁到村小报名读书，她稀里糊涂地就被送到了隔壁乡条件较好的强喀乡小学，进了“女童班”。这个班有20名女孩子，全寄宿，读书吃饭都不要钱，甚至连被子都是学校为他们准备的。白玛至今说不出这个班的来历，记者通过多方了解得知，这个班的举办得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织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女童班”的全称是“蓝天春蕾女童班”。从1995年至今，空军已在西藏和新疆开办了71个这样的“女童班”。算起来，1995年报名读小学的小白玛，应该是这个班的首届学生。“难怪到常州读初中的时候，连续3个藏历新年，都有解放军叔叔专门到学校，给我们‘女童班’的3个人送书包、吃的和其他学习用品。”白玛恍然大悟。但她不知道，这些用品的费用，还有她当年上小学的学费、生活费，都是空军官兵们自己掏钱捐献的。

  遗憾的是，20个女孩，最终读完小学的只有4人。白玛与两个同学一起考到了江苏省常州市的中学，这两个同学后来一个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考上了陕西师大。另外一个读完小学的同学，在当地做了医生。

  去常州读书时，白玛第一次看见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她感觉自己像在梦中，“简直就像进入了天堂”，她再一次用了“天堂”这个词。

  预科加初中，白玛在常州度过了愉快的4年。她说：“只交了很少的学费，吃住的费用全免，学校发校服，老师还不停地送这送那。”她最忘不了班主任韦跃丰和英语老师付雅娟。韦老师“特爱国”，每周六都给同学们放碟片，比如，《地道战》、《雷锋》、《刘三姐》、《日出东方》，等等，电影碟片和机器都是韦老师自己掏钱买的。“他知道我家里穷，多次为我申请助学金，还从班费里出钱给我发补助，虽然每次只有一二十元，但对读初中的我来说，那可是笔大钱啊。逢年过节，学校给老师发水果，他也全分给同学们。”白玛说。韦老师教白玛数学，由于在西藏时只有语文课是汉语教学，数学课是藏语教学，白玛和同学们进校时听不懂，韦老师硬是从“1+1”开始，帮全班40多名学生把数学成绩赶了上去。“每周六晚自习时，韦老师都组织我们考试，第二天一早，我们每个人的桌上就放好了批改过的试卷，好像老师一夜没睡觉一样。”付老师30多岁，像妈妈似的，逢年过节，总是买上一大堆吃的，送给小白玛和“女童班”的另外两个同学。一年冬天，看到她们衣着单薄，付老师买了3件毛衣，“女童班”的3个孩子一人一件。有这样的老师，小白玛所在的班级成了全市的先进班。

  白玛是个幸运的女孩，迄今为止15年的求学过程，基本没花什么钱。14年前进入首届“女童班”，小学6年所有的费用全免了。考入内地读初中、高中后，除了交极少的学费外，吃住都是国家包，上中学时还免费到苏州、杭州旅游。高中在山西大学附中西藏班读书时，每个月240元（后涨到270元）的伙食费她也总有结余。再加上3年里班级一直卖废品，有一个假期她甚至一次性带回家2000多元。“好开心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白玛说。2007年考入中南大学后，白玛又幸运地争取到了“西部助学工程”的名额，不仅不用交学费了，每年还能得到2500元的生活补贴。学校又免了她的住宿费，还在专设的民族生补助中，每月给她发放100元。

  扎西顿珠：“我们家出了3个大学生”

  15年前，9岁的扎西顿珠与8岁的弟弟罗松绕邓以及7岁的妹妹，同时走进家乡昌都芒康县盐井乡盐井小学。那时，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弟弟同时考入内地的重庆西藏中学。扎西顿珠在高中就入了党，之后又和弟弟同年考入名牌大学：弟弟考上了浙江大学，自己考上了中南大学。他更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最小的弟弟仁青曲扎，又从昌都一中直接考入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一家出了3个大学生，这在扎西的老家创了历史纪录！

  15年前的扎西，曾经以为自己永远进不了学校。“读书有什么用？”爷爷旧思想特别严重，对着5个孩子常常这样念叨着。所以，直到爷爷离开人世，扎西的父母才得以把孩子们送进学校，而扎西的姐姐，则失去了进校门的机会。

  9岁才上小学的扎西，学习特别认真，在长兄的带动下，弟弟和妹妹也不甘人后，成绩优异同时跳级。仅用5年时间，兄妹三人就完成了小学教育，兄弟俩还同时考上了内地西藏班。因为昌都的对口城市是重庆，1999年9月，他和弟弟同时走进了重庆西藏中学。“可惜妹妹差几分没考上，命运因此一下子改变了。”回想起妹妹当年的几分之差，扎西至今惋惜不已。

  也许是因为比一般同学大两岁，进入初中的扎西格外懂事，一直担任班长，后来又做了学生会主席，是老师最得力的助手。“一定要写写我的两个班主任。”扎西对记者说。扎西初中、高中都在重庆西藏中学就读，初中班主任邹红灵、高中班主任卢邦君，两位老师给他的帮助和关爱，“比妈妈给的都多”。扎西记得，邹红灵老师经常给他和弟弟零花钱。上高中后，学校破例免了他的全部学费，卢邦君老师还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他做生

  活费。高考前夕，扎西突然牙疼，卢老师自己掏钱逼着他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营养不良，校长、副校长就每人从口袋里掏了50元钱给他，卢老师买来奶粉、豆奶，邹老师送来一大罐蜂蜜……

  “中学7年，我到底得了老师们多少钱物，实在算不清了。”扎西说。今年春节前，听说卢老师的喉咙需要做手术，扎西专程去看她。两个班主任不仅不让他花一分钱，还分别给他包了500元、300元的红包。“老师们工资不高，卢老师治病又花了那么多钱，还给我买了火车票。”小伙子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以后但凡有一点能力，我一定要报答他们！”

  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了7年的中学，扎西惴惴不安地走进大学。“没想到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这么好。”扎西说。刚进校时，一直是“学生王”的扎西有些失落：“与藏生们比，我的成绩算好的，可进了大学，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怎么赶，都比汉族同学差一截。”再加上因身份证出了问题，扎西的助学贷款没办下来，第一个学期，他感到失落、迷茫，许多时间都是在网上度过的。

  由于升入大学时扎西还是预备党员，需要进党校学习为转正作准备，他很幸运地获得了党校老师的帮助，重新振作起来。如今，扎西重新申请了助学贷款，担任了院里的团总支书记，且随着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增多，他还代表全校的64名藏生，担任了“中南大学少数民族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助理”，工作忙碌，学习成绩却进步了。“学校对我们藏生非常关心。”扎西说，“每年春节，学校领导与留校学生一起吃年饭时，都会给我们每人发100元的‘压岁钱’。”2007年春节，黄伯云校长在大年三十晚上邀请了5名寒假留校学生到家里吃年夜饭，其中有3名学生是少数民族。今年3月过藏历新年，扎西想组织大家搞个庆祝活动，本来只计划申请6000元经费，没想到学校批了8000多元。

  “三兄弟同时上大学，家里有没有经济压力？”“基本没有。”扎西算起了账：大弟弟在浙江大学，学费由国家旅游局的一个资助项目承担，生活费大多由学校补贴，他自己又办了生活费贷款，足够了。小弟弟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也没什么问题。扎西自己，学费由助学贷款解决了，去年拿了国家助学金一等奖，再加上学校每年给他补助，为他安排了勤工助学岗位，他自己周末还打打工，生活费也有了着落。“我们已整整一年没向家里要一分钱了。”扎西说。

  向巴曲珍：“我没觉得自己是孤儿”

  一脸灿烂的笑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走起路来轻松跳跃，仿佛脚下安着一串小弹簧，说起话来镜片后的小眼睛满是柔和开心的光芒。不知情的人，无法想象这个女孩子在初二时母亲去世、大三时父亲去世。“我没觉得自己是孤儿。”她开朗地说。

  难道她对父母没有感情？当然不是，只是她是一个天性快乐的女孩，她也确实过得很快乐。

  中南大学金融专业的大四女生向巴曲珍，是采访对象中唯一在工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父亲在昌都公路养护段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

  小学时代的曲珍过得非常快乐，作为藏家孩子中少有的独生子，她拥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部的爱，所以1998年到重庆西藏中学读书的第一个月，她天天以泪洗面。能不哭吗？当时二郎山隧道还没打通，从家到学校，她整整走了8天。重庆的西藏中学第一次招收昌都生，同学们大都来自拉萨，藏语也有方言，曲珍几乎无法与同学交流。更让曲珍难过的是，早餐时一见到馒头、稀饭，她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妈妈做的香浓酥油茶。“我要回家”，这是她每天往家里打电话时都要说的话。教室、宿舍、食堂里，她也随时随地掉眼泪。“傻宝贝，过一阵子就会没事的。”预科班主任田宗芳老师，总是像妈妈一样温柔地揪着她的小辫子安慰她。

  一个多月后，曲珍适应了这个全新的环境。“重庆好热，但是我过得好开心。”她说。老师们个个像妈妈，女生们要准备小毛巾、小盆子，每天要彻底将自己洗干净，都是老师教会的，以前哪有这个习惯啊。甚至从小女孩变成小女人，也是老师手把手教她们应对的。“初二时，母亲病逝，如果没有同学和老师，我很难过去那个坎。”曲珍还说，“想起初中班主任吴杰老师常为我们做的辣子鸡，马上就会流口水。”中学7年，曲珍当过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参加了校舞蹈队，得到了这么多老师的关爱，甜甜的日子飞快地过去了。

  大学的日子更让她开心，尽管她高考考了420多分，这在西藏是高分，可与同班同学的600多分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学校考虑到他们基础差，尤其是英语和高等数学成绩与内地学生差距大，就为十几名藏生单独开了这两门课，给他们单独制订了教学计划，使他们的成绩慢慢赶上来。曲珍感激地说：“做我们的老师实在很累。没有这样的老师，我怎么能过英语四级？”

  曲珍本来以为，她会开开心心地过完大学4年，学成回家。可就在去年，父亲突然因患肝硬化去世。学校知道了，为她免了一年学费。

  “我会想念学校的，想念我们同寝室的好姐妹，班长王晓敏，团支书梁敏，生活委员于赛男。”还有两个月就要离校的曲珍，向记者讲述着她的姐妹情深。她说自己正在准备4月份的西藏公务员考试。已经毕业的两届西藏班学生全部回西藏工作了，她希望也能像他们一样考回魂牵梦萦的家乡。“可是，想再回学校，再见见我这些亲爱的小姐妹，就难了。”爱笑的她，这会儿不禁神情黯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