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抑郁青少年，是因为心里有一个结。

  一年冬天，春节将至，还在读研的我准备回家过年。临走的前一天清晨，住在8层的一位女同学跳楼身亡。楼道被警方封锁，消息却在宿舍楼里迅速传开。那是一个成绩优异、长相甜美的女孩。“她为什么跳楼？”“抑郁症。”同样的对话，在身边被不同的人不断重复。

  归途中，一边想象着与爸爸一起买灯笼、跟卖鞭炮的小贩砍价、和妈妈贴对联的场景，一边思索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女孩在年关之时，用纵身跳下的方式结束年轻的生命，证明了自己坚定的“生死抉择”。在日后的采访中，我慢慢得知，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死是解脱，生是折磨。

  春节归来，在一所知名高校里，身边走过的两名男生戏谑道：“某某的隔壁宿舍跳下去一个，压力大，抑郁症。”“你学习不也跟不上嘛，你怎么不跳啊。”两位男生随后大笑。那一刻，我顿觉头皮发麻。

  此后，又听到一些关于抑郁学生的传闻与新闻，竟渐渐麻木。

  直到一次在采访中结识柏晓利医生，又在电视中偶然看到她像先锋斗士一样带领以志愿者为主体的团队“打捞”抑郁青少年，我意识到自己麻木得可怕。

  在那次节目中，我听到这样一组数据，全世界每9分钟就有一名14至24岁的人试图自杀，每90分钟有一名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自杀成功，无论他们的自杀结果如何，身边的亲友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这个话题。

  在采访过程中，让我最感沉重的是陈女士对孩子病情的闪烁其词，只有在与我碰撞出“人们对抑郁症存在严重偏见”的情感共鸣时，陈女士才略能敞开心扉。我深知，这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本能保护，对一些人将抑郁症看作精神病的辛酸抗议。她似乎想努力说服我，孩子抑郁了，就像骨折了、得了肺炎一样，没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人们要向他们投去不一样的目光？

  柏晓利医生不止一次感言，抑郁症患者应该感谢崔永元。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患过抑郁症，如林肯、丘吉尔、梵高、海明威，他们选择保有隐私，这是他们绝对的权利。而崔永元站了出来，他告诉人们抑郁症带给人的痛苦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他的坦诚，减弱了众多抑郁者的心理孤独，提高了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

  即使存在这样的公众人物，中国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环境仍然很差。一位曾经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说：“那些自杀了的抑郁者，在抑郁初期，其实只是得了一场‘心灵感冒’。他们不敢告诉他人，不愿去看心理医生，担心他人耻笑。有人认为中国抑郁症患者不断增加是中国特色，其实，对抑郁情绪与抑郁症认知度极差，才是中国特色。”

  当青少年抑郁者不断增多，这种与发达国家的认知差距集中体现在家长与教师上。那些对孩子心理问题极为漠视的家长，那些本身就带有心理痼疾的教师，让孩子们的抑郁在外被无尽压抑，在内又肆意发酵，灰暗暗变成了血淋淋。

  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贫瘠，又使治疗和预防青少年抑郁遭遇阻力。例如，“友谊心友”这个以团体治疗方式走在行业前列的心理咨询机构，却因社会认知度不足等原因承担着运营的经济压力。“治未病”，这种对心理问题进行预防的先进理念，更因社会认知度差等原因难以顺利推进。

  柏医生说，在一定程度上，她不担心来治疗的来访者，她担心的是那些挣扎在抑郁漩涡里，却没有寻求帮助的意识与勇气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与陈女士告别时，她不断向我询问我所了解的其他抑郁孩子的近况，不愿离去。从她坚强的面孔与脆弱的内心中，我读出了一位母亲的希望：让科学的心理支持与温暖的心理保护伴随孩子的一路成长，给予他们积极面对现实人生的心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