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办中小学在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多层次需求、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难题、弥补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退休待遇差距大、教师专业成长难及户籍门槛限制等问题，北京的一些民办中小学先后陷入发展困局。在记者随机调查的近20所民办学校中，如何稳定教师队伍，如何走出困境，成了校长们最感紧迫的问题。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柯进

  学校：陷入生存困境

  从清晨打开校门，到晚上最后一盏日光灯熄灭，这所民办的建强中学，每天的运行成本是1.6万元。

  最近，学校每个月送上来的财务报表，让这所学校的创办者胡春霖感觉寒冬渐近。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他不得不“蚀老本”。每天，他只要走进学校大门，就会不自觉地抬头打量眼前那排空荡荡的教室，他开始怀疑，这所耗费了十余年精力发展起来的学校，能否撑过今年。

  尴 尬

  在北京的民办中小学中，建强中学算得上长命了。拿北京某区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12所民办中学，如今幸存下来的仅有4所。

  建强中学原是一所由几位退休教师自筹35万元创立起来的民办完全中学，生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想读高中而中考成绩不够上公办高中的落榜生，一是外地进京从事商贸、劳务工作人员的子女。学校1996年创办，到2000年前后，发展到近千人的规模。即使5年前在“名校办民校”的特殊时期，建强中学初、高中部还有18个班的建制。

  但好景不长。2006年，由于农村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城市义务教育免费在即，没有财政投入的建强中学，其账面首次出现亏空。2007年，建强中学只好“弃车保帅”，自行关闭初中部，集中财力发展高中。

  在建强中学关闭了初中部后，所在区实行中招“配额制”，只允许其招收两个班。目前，建强中学只保留了高中3个年级9个班，共331名学生。在该校的19间教室中，除9个教室正在使用外，其他均处于闲置状态。

  随着生源萎缩，学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

  2008年初，北京一些区县教委召开民办中小学收费审批工作布置会，要求各民办学校执行2006年收费标准，而且收费标准5年内不能上调。

  当时，出台该禁令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文件）。该文件第二条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并且该文件要求，“绝不允许一边加大助学力度，一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要对教育收费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支出管理”。

  该文件刚一出台，北京市物价等部门迅速拧紧了各民办学校上调学费、住宿费的阀门。

  一些民办学校对此感到有口难辩：一方面“意见”是针对普通高校和中职学校，而非义务教育段的民办中小学；另一方面公办学校的办学经费是国家财政划拨的，为了弥补物价上涨对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以每年10%至20%的速度追加投入。而民办学校，办学经费全部自筹，唯一的经费来源是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但实际上，受“名校办民校”的市场冲击，北京民办中小学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尤其是随着物价、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许多民办学校的总支出近几年也在不断攀升，有的甚至翻了几番。这使得一些民办学校陷入发展困境。

  调查中，一所民办中学2000年的学校事业总支出为400万元，2008年总支出达到1300万元，涨幅超过300%。仅工资一项，该校2008年教职工月工资相当于2000年的3倍；教职工各项保险支出项，2008年较2000年增长了5倍。在另一所民办学校，2008年社会的六险（含企业补充的商业医疗保险）二金（含残疾人保障金），规定缴费比例已达到员工上一年工资的50%，每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近50万元，每月人均2300元，年支出600万元。

  教学设备投入是学校支出的重要部分。民办学校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和与公办学校展开竞争的需要，近几年一些学校也在不断增加教学设备方面的投入。以某民办学校2003年至2005年与2006年至2008年前后两个3年在设备上的投入为例，该校2003年至2005年在教学设备上的投入为167万元，2006年至2008年该项投入增至336万元。在办公设备上，2003年至2005年该校投入16万元，2006年至2008年增加到63万元，增长了4倍多。

  此外，学校基建、改造维修以及水暖电气等其他开支，也在不断上涨。

  踌 躇

  事实上，部分民办中小学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中，不少民办中小学校长表示，学校在薪酬与福利待遇、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办学绩效以及人性化管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曾使一些学校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办学危机。对于民办中小学的未来，接受采访的民办学校校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让市场选择决定生死”。丰台区一所民办学校校长说，民办中小学并非主流教育，而是一种选择性教育，是建立在供需双方自愿选择基础上的教育，它本该遵循教育市场的供需原则。即，一所民办学校能否生存与发展，不在于收费多少，而在于收费是否合理、是否有市场，尤其取决于一所民办学校的发展定位、办学质量、办学特色和教育服务质量、诚信度等因素。否则，收费再少也不会有人来，甚至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

  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中小学主要有三类：一是自成特色又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二是校园靠租借、规模不大的，第三类是打工子弟学校。前两类学校的生源主要是中考落榜但想上高中的学生、进京从事商贸人员子女、离异家庭子女、被公办学校开除出来的学生，等等。事实上，这场危机给这三类民办中小学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像北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民办学校，虽然还能保持较强的生存能力，但在物价上涨、办学成本普遍上升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

  “如果今年政策不松动，除了退出民办教育市场外，我别无选择。因为，我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填补目前尚未见底的亏空了。”胡春霖说，假如希望就在眼前，即便学校连续出现“财政赤字”，硬扛或许还有意义。

  教师：期待“同城待遇”

  从河北承德到北京，虽然不过230公里，但崔雪梅却走了8年。

  过去8年，39岁的崔雪梅将自己最好的青春，交给了北京的一所民办初中。但是，逐渐收紧的北京户籍制度，却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失望与希望的频繁转换中，苦苦等了8年。眼看在私立学校借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崔雪梅既焦急又无奈，甚至不断盘算着如何调往公办学校，以使自己能获得一种通行北京的正式身份。

  在北京，与崔雪梅有着相似经历的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教师，大约有3200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经被公办学校挖走，有的仍在寻找机会等待被挖，也有的在现实的苦闷中四处观望，还有的像城市候鸟一样，卷起铺盖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除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几所民办中小学外，北京大多数民办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都进入其历史上最不稳定的震荡期。其中，中青年教师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转行或重返公办学校的年龄限制、退休后的待遇差距和户籍的悬而未决，以及专业成长上的“非公”待遇，都使他们困惑而焦虑。

  退休后的待遇差距大

  春节前，在北京某民办中学工作了11年的张英，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为了补齐每月与公办学校教师之间存在的近2000元的退休金差额，这学期，她重新回到学校返聘。

  虽然张英此前在东城区一所公办小学工作过20多年，但当她拿到第一个月的退休金时意外发现，居然只有1300元（后经多方努力，才追回公办学校教龄，退休金调整为目前的1680元），而原来公办学校的同事退休后，都能拿到3200元左右。

  说实话，去民办学校从教，只是张英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在民办学校工作的11年里，其实收入并非像外界传说的那么高。而她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不到公办学校教师的一半。

  2000年前后的三五年，正值北京民办学校快速发展时期。为了从全国吸引高素质骨干教师，一些民办学校采取了高薪聘人的做法。其时，民办学校教师的收入差不多是公办教师的1.5倍。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公办学校投入的增加，以及通过“名校办民校”等方式，公办学校的教师待遇提高较快。北京的公、民办学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拉平，不少公办学校甚至早已超过民办学校。

  根据张英的回忆，2003年，她的年收入不到3万元，即便是学校特聘来的外教，年收入也不过4万元；2005年，她的年收入大约4.8万元，2008年的年收入为5.6万元。

  民办学校曾经吸引优秀教师的高薪优势，早已不再。加之退休后巨大的待遇落差，使民办学校不少中青年教师陷入心理危机。40岁的杨东，虽然现在是北京一所知名的民办小学副校长，也有北京户籍，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仍感茫然。尤其在杨东这样一个尴尬的年龄段，他不得不尽快在各种利弊权衡中作出最终的人生选择。

  “在基础教育界，45岁是一道坎儿。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杨东说，最近，已经有几所公办学校在尽力说服他“回流”。

  这种担忧对非京户籍教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要担心退休金，又要担心孩子入学，更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年老生病，拿什么来保障……

  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

  来北京3年了，刘丽桦只要每次回老家沧州看儿子，就会感到内疚。因为她家的户口本，始终没能盖上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章。

  3年前，刘丽桦夫妇撇下11岁的儿子，从河北沧州的一所省重点高中来到北京某民办学校任教。按当时的政策及夫妇俩的设想，在京工作3年取得“绿卡”后，再把儿子接到北京团聚。可是，3年过去，夫妇俩除了每月回老家看一次儿子外，几乎没办法照顾他。

  更让刘丽桦心神不宁的是即将中考的儿子秋季开学后去哪里上学的问题。如果继续留在老家，她担心孩子会因远离父母而出什么问题；如果来北京上学，高考还得回老家，而且各地教材不同会对考试不利。

  其实，对于这些民办学校教师而言，由户籍制约所衍生的子女入学难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他们面临的真正难题是户籍本身及附着在其上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

  3年前，当刘丽桦从河北沧州的一所公办学校进入北京这所民办学校时，其人事关系就转到了当地人才市场。在北京，虽然所在学校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为她办理了“五险一金”，但由于没有北京户籍，其此前工龄及积存下来的各类社保，均不能计入北京的社保账户。这无疑将直接影响刘丽桦将来的退休金及社保金的额度。无奈之下，刘丽桦只好每年自掏几千元，回老家缴纳各种社保金。

  实际上，在北京的民办中小学，遭受户籍门槛之苦的教师不在少数。在北京一所颇为知名的民办中学，全校教师有114人，平均年龄37岁，其中，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教师占70%。

  如何保持师资队伍稳定，成了当前北京民办中小学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调查发现，目前，北京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呈现出“五多五少”的特点：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教师多，本地的少；老退的多，中青年的少；一般教师多，骨干教师少；不稳定的多，稳定的少；中青年骨干被挖回公办的多，留下的少。

  据北京一所民办学校人事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仅2005年，该校小学部就有20多名骨干教师被公办学校挖走。这些挖走的教师大都处在30多岁的“成熟期”，并且大多是各学科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和特级教师。

  专业成长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