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舒婷的诗出现在《兰花圃》上。不久，我又看到了《今天》，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

  □对舒婷、顾城诗歌最初的命名并不是“朦胧诗”，而是“古怪诗”：它似乎古怪地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争论自然而然地爆发了。

  □每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发现舒婷

  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

  1978年，舒婷的诗出现在福州马尾区文化馆的一本油印的诗刊《兰花圃》上。这本诗刊居然发行到全国，甚至有新疆等地的读者来信，就舒婷诗歌展开争论，这令我激动不已。我感到，这正是我在1956年一直想写却没有写出来的诗。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今天》，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到了。因为有在大学时读阿拉贡、艾吕雅、洛尔伽、聂鲁达等诗人诗歌的经历，所以我不认为他们的诗晦涩难懂。相反，舒婷等人的诗使我产生了思想和艺术解放的强烈兴奋。

  1980年，《福建文学》发表了舒婷的诗，并连续展开讨论，把舒婷本人请了过来。当时，她还是厦门灯泡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在厦门，她的诗早有所争论，批判派占了上风。《厦门日报》一度刊发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当魏时英先生决定在《福建文艺》上讨论舒婷的诗的时候，最初有些人包括舒婷，甚至远在北京诗刊社的一些人士，还以为是福州要批判她。但是，在福州的讨论会上，支持派却占了上风。我写了长达1万字的文章，就是后来被《新华月报》转载的《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批判派的态度很激烈。一位会写一点民歌的“批判派”讲话比较尖酸，把舒婷弄哭了。舒婷出去擦干眼泪，我们非常绅士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继续辩论。

  在长达1万字的文章中，我把舒婷的诗当作新诗复兴的标志。我说，中国自艾青、戴望舒、田间、何其芳等诗人之后，诗歌“忠于自我”的艺术传统就中断了，舒婷他们恢复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诗歌传统。我怎样想就怎样写了，没有想到，据说这引起了《诗刊》一位有一点地位的女诗人的极大不满。她说，照孙绍振这么说，中国新诗60年的历史，就只剩下三个半诗人。她的意思是，连贺敬之、郭小川都不在内。何其芳，只能算半个，因为他后来革命了。60年的新诗，只有三个半诗人，这话传到艾青那里去，引起了他的疑虑。后来性情活跃的江枫看了这篇文章，跑到艾青家里对他说，就是剩下三个半诗人，您老人家还是第一个。据江枫说，艾青听后感到很欣慰。

  作协大庆鞍山之旅

  诗人和理论家行动起来了

  1978年10月左右，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大庆和鞍山之旅，一方面宣示，在“文革”期间停止了10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恢复运作，同时也是旨在实践所谓“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准则。我和刘登翰很荣幸地参加了，当时团长是艾芜，副团长是刚刚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作家比较多，诗人并不占多数，艾青和公刘都参加了，但他们都是“摘帽右派”。我从《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口中得知，周扬已经说了，艾青右派问题可能要重新考虑。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辩论的前夕，所到之处，沸沸扬扬。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在和我们谈话时甚至这样说：“有些人怕得要命。”

  当时，山雨欲来，春江水暖，一些青年根本不管“右派”不“右派”，总是簇拥着艾青和公刘。艾青在会上，也不时发出一些出格之言，如宣称自己是一面鼓，有一根针就要“呸”地一声出气，等等。

  这个访问团的消息，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影响很大，一些诗人没有赶上，后来就另外组织了一次南海之旅。诗人启动了，理论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有所表现，于是张炯、谢冕等人，当时他们可能已经组织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就策划了南宁的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老同学在“文革”期间很少见面，就借此机会聚会一番，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的。

  南宁会议召开

  朦胧诗争论进入学术殿堂

  1980年4月，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争论进入了第二阶段：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油印刊物走向了全国性的学术殿堂，从叽叽喳喳的议论变成了严肃的论战。不过这还是口头的，不能算是最正式的。

  这时顾城的几首诗已经在复刊不久的《星星》诗刊三月号上出现，引起了与会者极其强烈的关注。一方面，顾城那些富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诗歌，如《一代人》中的著名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得到了赞赏，但是也有一些不包含直接社会意义的作品，如《弧线》等就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古怪”的东西也能算诗吗？闻山先生甚至在大会发言中说，顾城的一些诗是堕落的。对这些诗最初的命名，并不是“朦胧诗”，而是“古怪诗”：它似乎古怪地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后来传来舒婷对于“看不懂”的批评的看法，她认为，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争论自然而然地爆发了。一派主张对于“古怪诗”这种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堕落倾向，要加以“引导”；另一派以谢冕和我为代表的人，则为“古怪诗”辩护。当年还是大学讲师的谢冕提醒大家，每当一种新的思想和创造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去加以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往往不但不能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而当时更为年轻的我，则以坦率而尖锐的演说，把争论推向了高潮，我的话锋芒毕露。我说，引导派本身在逻辑上存在着悖论：既然你们宣布看不懂，你们又有什么本钱去引导呢？难道不懂就是引导的本钱吗？如果没有什么本钱，又要引导人家，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

  我的讲话把会场分裂了。一方面，引起与会青年的热烈鼓掌；另一方面，引起另外一些人的愤怒。有些人就说这不行，这家伙骂我们是吃干饭的。大会发言不能就这样结束，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地就溜了。

  于是第二天的大会发言更加热闹，语言上比较意气用事，但也比较友好，纯粹是艺术理念之争。当然，争论比较肤浅，基本上集中在我那些比较放肆的语言上，我提出的原则性观念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我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虽然民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但是诗人都去写民歌体，代工农兵立言，却没有多大成就。田间放弃了鼓点式的节奏去写准五言体的《超车传》，改过来又改过去，直到1958年还在改，越改越厚，越改越“离谱”，其结果是把艺术的车子赶到沟里，艺术上“全军覆没”。

  不管这个“全军覆没”引起了多么强烈的震惊，我继续说，艾青也去写比较整齐的接近五言的诗歌，放弃了他的“散文美”，艺术上从此一蹶不振。以后的新诗，常常有茅盾所说的“格格不能畅吐”的倾向。何其芳拥护民歌，但是自己不写，再也写不出稍稍赶得上《夜歌与白天的歌》这种水平的诗。李季以民歌起家，但是建国以后就承认，面对新的生活，民歌形式不够用，于是改用半自由的四行体。

  当时广西师大有位徐敏岐先生，显然注意到我的发言的分量。他在会上说，孙绍振的意见很偏颇，但是反对他需要花一点工夫。消息传到北京，震惊了诗坛泰斗臧克家，他认为我是“大放厥词”，于是写信给谢冕。劝谢冕与我“划清界限”，理所当然地遭到谢冕的拒绝。后来我到谢冕家去，他的孩子见到我就偷偷地问：“你就是那个‘大放厥词’的叔叔吗？”

  到了大会最后一天，广西诗人黄勇刹（歌剧《刘三姐》的执笔者）发言，他很气愤，又很幽默。他说，这些反对“古怪诗”的理论家使他想起了1960年，饭吃不饱，肚子饿。忽然报纸上来了一条消息，说是只要把树叶泡在水里，过几天，就可以产生一种小球藻，营养比猪肉还强。我相信了，可是肚子不相信，还是饿得要命。现在，在我们诗歌界，出现了一种“小球藻理论家”。骗人的，不要上当。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给他鼓掌了。

  反对派以老实巴交的丁力为代表，不无忧虑地提出，危机不在于“古怪诗”，而在于“古怪诗论”。双方语言已经相当情绪化了，但是气氛还是比较友好的。当时还有一个人，看出了争论的深度，那就是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诗人晓雪。他对谢冕说，老孙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不能否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为了《王贵与李香香》，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听了以后觉得，他不愧是第一个写出研究艾青著作的才子。在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后来听说在会上发言的曲有源，回去后被弄得很惨。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些什么。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