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已经驾鹤西归，呼吁那些诡道者不要再做见利忘义的事。为了逝者的安宁，为了真正的国学的未来，拿出些许道义和良心。

■曹利群

  年轻的时候，人都会有功名心，俗也难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工作。当时的学术性团体很多，我先后参加了几个国家级的，什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之类的。

  1991年初，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北京的同仁，由各自所在的院校和研究单位（北大、人大牵头）准备成立北京比较文学研究会。筹备组分了三部分工作：学术、组织和出版，包括办一份内部刊物。为了筹备刊物的创刊号，我负责组稿。由于季羡林先生受邀作为北京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给他做一篇采访是必不可少的。这份差事自然是我的。

  约定采访的那天是个冬日的午后。进了季老的家门，先生从里间出来迎我，就像邻家的教书先生那般，平易、平实、平和、平静。他老先生还是依然故我的那身行头：一身灰色中山装，脚上是圆口的黑布鞋。在筹备会见过面，我并不觉得拘束。采访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卡式录音带用了一盘多。后来这篇采访刊登在北京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创刊号上，其中大部分内容大都记不清楚了，但有一句话我是永志不忘的。老人家说，给你说个笑话。有个流行的说法是，有人问一位老师，你懂中国文学吗？答曰不懂。那你懂外国文学吗？对方也摇头。那好吧，你去搞比较文学吧。说完先生风趣地说，这当然是个玩笑，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定要创造出自己的流派，否则没有出路（大意）。我后来没有继续此项事业，而是最终“嫁给了”我所热爱的古典音乐，现在想来与当时季老的调侃不无关系。

  那天下午临别的时候，季先生送了我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精装本，定价4.9元。在扉页上，先生工工整整地写了“利群同志指正。季羡林1991年1月9日”。我算什么，敢给季先生指正？见他一脸严肃的亲和，我只有肃然。他的学问我不懂，但他的人品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将走未走之时，他面露难色地说了一句学术著作出版难的话。我一问，原来东北一家出版社说好给先生出版一本1986年至1991年的散文集，因为经费问题刚刚给季老退了书稿。我知道1991年是季老的80华诞，这本书不出会是他的一块心病。就拍着胸脯打了包票。季老一个劲儿地说，千万不要为难，出版社也的确有难处。但是我心里打定主意要帮他这个忙。

  我所在的出版社，当时正因为某些问题“停业整顿”。行里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新的书号不批准，只能卖库存书，境况实为艰难。但我知道还有几个剩余的书号是留着解燃眉之急的，连忙找到社长兼总编辑邓兴器同志说明原委，总归一句话：这种泰斗级人物的书这回不出，这辈子咱们社也没有机会出版。邓社长是开明之人，特事特办，一路绿灯，我从稿子一直盯到出版，终于在季老80华诞前一个星期，把名为《万泉集》的新书送到了北大。

  那是一段特殊的年代，除了听音乐就百无聊赖的我也算办了一件正经事，算是可以告慰季老的在天之灵吧。只有一件遗憾的事，那本我特意留着的创刊号因为几经清理杂志图书已找不到了，但我知道一定在哪个角落里尘封土埋着。

  后来的出版社愈发让人“看不懂”了，那些质量较差的国学丛书上频频出现季老的名字，主编、总编辑、顾问、特邀顾问，大都是拉大旗作虎皮。一些“十三不靠”的人不顾廉耻、四处钻营，以为只要打上季老的这块金字招牌就无往而不胜了。而季老永远是大好人，有求必应，只要登门者口吐莲花，老先生就认为对国学的继承和发展有益，于是不断地为那些“掺了水”的学术出版物撑伞。

  而今季老已经驾鹤西归，呼吁那些诡道者不要再做见利忘义的事。为了逝者的安宁，为了真正的国学的未来，拿出些许道义和良心。

  （作者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