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一天时间消化了专家意见后，12月2日上午，罗琴来到了北京市万泉小学，再一次讲了《出塞》，有意识地加强了诵读的多层次引导。在古色古香的音乐声中，教师娓娓道来，学生神情专注……从表面上看，此时的课堂弥漫着“悲凉”的气氛，催人泪下，但如果透过这层“悲凉”，听课者会隐隐地发现，有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积蓄。

  果然，随着课件画面的更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积蓄的力量突然爆发，诗境一扫之前如泣如诉的“悲凉”，转为金戈铁马的“豪迈”。外表纤弱秀丽的罗琴，也突然“变”了个人——掷地有声的语言、短促有力的动作、杏眼圆睁的表情。这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姑娘，终于展现出自己内心的“力量”，也给这节颇具难度的古诗教学收了个“豹尾”。下课铃响起，课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这次寻找‘力量’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我将以古诗词教学为突破口，去优化自己的教学风格。”罗琴说。

  差异是资源，下一步更关键

  在5天的时间里，成都的教师也听了不少北京教师的课。对此，她们感受很多。

  “北京老师的课大气、实在。”这是5位教师共同的感受。在她们看来，北京的课堂节奏更快，信息量更大，“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人大附小副校长、著名数学教育专家钱守旺的一句话让教师们印象深刻——“我们应该反思每一个教学环节是否有效，如果是无效的或效率不高的，就应该取消或想办法改进。”

  “我们之间没有差距，只有差异。”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专家古新宇说。光明小学副校长徐颖则比较了双方的特点。她认为，双方课堂风格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南北文化的差异。“以语文为例，北方教师更干练，注重有效性，而南方教师更注重人文性，更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徐校长的说法引起了银小教师们的共鸣。“和北方老师的课比起来，我们在效率上和落实上或许不如他们，但是显得更为精致，也更受学生欢迎。”语文教师余露说，“其实，我们应该多向北京老师学习，因为我们的优势往往只是表面上的‘热闹’，也许在公开课中会占一些优势，但在常规课中就显得效率低了。”“这次交流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京蓉两地的差异，我们可以在教学中融合两地教师教学特色，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更加完善。”罗琴说。

  除了课堂教学，京城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建设，也给银小的校长和教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京小学教学楼正中，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配合着周一升旗仪式后的师生演讲，变幻着精心设计的画面。在人大附小，无处不在的“七彩”文化让人感同身受：“彩虹”校门为孩子们编织七彩的梦想，操场上的“七色看台”、多功能厅的“七彩座椅”，荣誉墙上盛开的“七色花朵”则为孩子们描绘着七彩的人生。楼梯墙裙上2900名学生的“七彩小手印”，既起到了下楼梯靠右行的指示作用，又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印记。在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历史悠久的学校图书馆，展示了一个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的世界：一边是墙壁上、橱窗中陈列的古籍，一边是镶嵌在地板中的电脑配件，更让人惊奇的是，图书馆的内部是开放式结构，既节省了空间，又加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学校中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应该看到学生的影子，而不是老师的影子。这是几所北京名校给我最深的启发。”青年教师曾亮说，“他们在校园文化方面的探索，值得银都小学学习。”

  “把差异当成一种资源，我们要用好这种资源。”在校长朱祥烈眼里，找到差异是前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将更为关键。“北京的学校管理与课程文化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小班化教育。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育，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在课堂上全面而又深刻地实现个别化教学，在课后实现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视野的个性化发展。”

  在京蓉两地优质小学教育的深刻互动中，银小实现了预期目的——青年教师们收获了成长；上课、看课、教育领悟等能力有很大提高；团队精神、教育素养、集体智慧等得以提升，视野更加开阔，走上了一条迈向名师的发展之路；年轻的学校展示了智慧与勇气，坚定了探索的方向，也吸收了京城教育的“实在”与“大气”；京城学校的教师也在与西部学校教师的碰撞中收获了别样的经验与体会。

  “‘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将把这种模式延续下去。我们还会有‘广州行’、‘日本行’、‘美国行’……” 校长朱祥烈说。

　【记者手记】在交流中“撞”出“双赢”

  2010年1月18日，银都小学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在成都市数十位小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们的面前，5位教师打开一个多月前的记忆，再次回顾了在北京的收获与感悟。她们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与会者一系列的思考。

  西部教育应该“走出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样的观点具有相当的通识性，几乎所有的校长和专家都赞同。但如何“走出去”，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谁走出去的问题。如今，资讯发达、交通快捷，“走出去”的机会很多。哪怕是西部学校，每年也会收到很多来自发达地区的邀请，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然而，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机会最终往往集中在校级领导层面，真正留给教师的并不多。校长和教师毕竟身份不同、职责不同，如果每次“走出去”的都是校长，那么教师的水平又怎么能够得到直接的提高呢？银都小学此次的“北京行”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将重心下移，抓住了青年骨干教师这个着力点，从而把整盘棋都走“活”了。

  还有主动性的问题。“主动地走出去”和“接受邀请走出去”是不同的。前者更能发挥西部学校的主体性，他们知道到底要学习什么，要展示什么，要交流什么。只有充分发挥这种主体性，才能使双方有真正的交流和碰撞，取得更好的效果。

  再就是交流方式的选择。在现阶段，大多数的“走出去”，都是停留在汇报层面的，而且是单方面的“向发达地区学习”。这不但不利于交流的效果，而且久而久之会让发达地区的学校丧失积极性——单方面的交流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其实，西部学校也有着自己的长处与特色，如果能够选取互相交流的方式，就能更大程度地保证交流的有效性，会赢得发达地区学校的尊重，发达地区学校也会有所收获，达到“双赢”的效果。

  因此，西部学校光是“走出去”还不够，还要有“撞击”。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的“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展示了一所西部学校勇于与发达地区“撞击”的胸襟与智慧，探索了一种西部学校赴发达地区学校取经的“双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