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刘宜庆的《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从学术大师及其门下弟子的命运追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书中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蔡元培、梅贻琦、沈从文等文化名人相互交往的大量细节。他们的真性情和大学问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重要精神坐标。

  “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是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的主题。书中所描述的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蔡元培、梅贻琦、顾毓秀、叶企孙、陈寅恪、顾颉刚、赵俪生、叶公超、沈从文等人既是名师又是大师。从学术大师及其门下弟子的命运追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更容易看清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下的中西文明冲突，更容易看清楚苦难凶险中的学者良知和风骨，更容易看清楚变幻莫测时代中的坚持与背叛，也更容易看清楚学术与政治两难处境中的彷徨与煎熬。在当下中国教育危机四伏的语境中，追忆旧时代的师道、师德、师魂，本身就具有现实批判意义。

  师生反目，师道不再一脉相承

  康有为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师徒。辛亥革命后，两人终因思想冲突、性格不合而走上分歧之路。两人的分和是历史的必然，康有为的顽固执拗与梁启超的与时俱进相映成趣。康有为挑起大旗一条道走到黑，而梁启超则坚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力图顺应潮流以领时代风气之先。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师徒默契只能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在思想主张上一以贯之的康有为最终从变法领袖退回到开历史倒车的保皇派，虽令人扼腕叹息，却也有其“性格决定命运”的内在合理性。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任性自信有深切体会：“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决裂为我们提供了大变局中师生关系的另外一种样本。梁启超说：“（师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师道传承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有湍流，也有暗礁。师生对峙有时不是历史的圈套，而是历史的赏赐。

  倘若没有与康有为的反目，梁启超就很难有其独立的历史价值，一个完全附庸于老师的学生是不足道的。对于新思潮新思想的接受伴随了梁启超的一生，而康有为对于新观念的接受止于戊戌变法。倡变求新、驳诘旧说对于康有为来说，只是一件短暂的事情，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坚守和维护自己的托古改制思想。在裂变的时代，康有为的这种坚持带有堂吉诃德色彩。固执的老师未必带出固执的学生，事情的结果多是老师依旧顽固，学生早已背道而驰。康滞留早期思想，勉强维持其“南海圣人”形象，梁却学术精进，成为清华园里的国学大师。虽然思想路线不同，但梁启超依然恭敬地执弟子礼，难怪刘宜庆作出这样的结论：“梁启超早年拜师南海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晚年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师生之遇，是天赐之缘。康梁是不可分割的师生组合，其中的隔阂、矛盾和恩怨经过时间长河的清洗反而具有一种审美意义。康梁不是殉道者组合，却是地地道道的痛苦者组合。康梁最终以各自的方式呼应着时代的变迁，康的不变与梁的多变相映成趣。梁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种多变实乃过渡时代的复杂性所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受了外来思潮，从思想上突破了康有为模式。“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由此可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束缚。

  名师高徒，师生之谊令人慨叹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极为讲究师徒伦理的，“天地君亲师”是严肃的伦理秩序。鲁迅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若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但是，从本质而言，师者的尊严来自思想和爱，而学生的可爱则往往在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提到了中国现代史上几起轰动一时的“谢本师”事件，如章太炎“谢”俞曲原、周作人“谢”章太炎，沈启无“谢”周作人。在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的年代，师生之间的矛盾折射着那个年代政治立场、文化态度、道德观念的复杂性。师生恩怨虽然一唱三叹，但是在历史的浪头下面，又实在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周作人与沈启无化师友为仇敌之后，彼此不胜愤恨，却都难以躲过历史性厄运。“文革”中，沈启无听说周作人很潦倒，住在黑屋子里，无人照顾，慨叹老天不公，写过一首诗发泄愤懑之情，而周作人也对这个昔日弟子表示过关心。刘宜庆用“浪淘尽”的历史观来看待一桩桩师生交往，体现出一种平和宽容的心态。当年叱诧风云的人物，感天动地的交情在历史烟云中也不过是一声叹息而已。历史不仅会还洁身自好者一个清名，也会理解摇摆不定者的苦衷。

  刘师培虽然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他的学生罗家伦、黄侃等人所表现出的“理解之同情”，给沉闷的历史抹上了一丝亮色。此书所提及的诸多细节令我们感慨不已。感受真实的历史，离不开对细节的挖掘和体会，如果撇开细节不论，历史就只能是一具干瘪的躯体而已。刘宜庆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黄侃的弟子陆宗达藏有黄侃手写的一张纸条，夹于其所批点《尔雅义疏》中。纸条为书中一个字的注释，最后写道：“忆昔申叔师亦未明此义，以之问侃，侃未能解。今此字义虽明，而师殁已数年，不觉泫然。”名师所奠定的是一种文化底气，所创造的是一种生命方式。名师高徒所完成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学问的传递，更是人格和精神气质的塑造。我们追溯这些师生传奇，不仅仅是缅怀那个逝去的年代，更是怀念一种学术风气，一种精神氛围。今天，一些大学中的近亲繁殖、论文克隆的畸形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生态的荒芜。一流人物的产生离不开良好的师承，教育的本质是熏陶和对话，而不是分数和文凭。师生之谊的佳话淡出今日之校园，抑或是教育失败的另一种证明。

  师者的价值何在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师道学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有限的，不能过分夸大。如果死心塌地恪守康有为的思想惰性和僵化观念，就只能成为同样的历史小丑。梁启超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有微辞，这不仅是治学路径的分歧，更是人格、个性和精神气质的差异。梁启超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清代学术概说》）能够从康有为老师的成见中走出来，也是梁启超的成功所在。美国学者格里德尔称康有为“几乎是一个比洪秀全更平庸的思想家”，而对梁启超却作出这样的评价：“梁无法清楚而坚定地回答这些巨大而令人头痛的问题。但他以超出同时代任何其他作家的更大魄力，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他在探索答案时，他的确形成了解释的范畴，创造了词汇，他的同胞至少有一代人都要用这些范畴和词汇来思考、讨论中国的前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由此看来，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超越是优雅而潇洒的——追随时代比追随老师更为重要。

  所谓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说到底是强调师者的价值。梅贻琦说：“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凡能认真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宜庆的这本《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其实是一本人格样本、教育样本。从孔子到蔡元培，教育家从来都是道德的楷模。蔡元培曾被誉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这种道德口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拥有一群优秀的弟子。刘节、蒋天枢在苦难和寂寥之际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恪守和延续，体现了师者的精神力量，也体现了徒者的担当。

  潘光旦先生曾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智效民《往事知多少》）理解了潘光旦的这句话，就不难理解刘宜庆为何花如此大篇幅来描述百年中国师生的日常生活。透过那些琐碎的人生时光，我们看到了一颗颗赤子之心。其中，无论是师者，还是徒者，都应视若楷模。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