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超凡

  一个在校大学生，一次踏出国门的拍摄之旅，竟然演绎成爱心之旅。整个大三上学期，黄启鹏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募捐上，碰壁无数，失落常有，但他从未放弃，最终为异国贫民窟的孩子们募集到几万元的物资，并亲自把物资运送到了缅甸果敢……现在已读大四的他，仍惦记着果敢的孩子们，想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执著地为异国儿童募捐的黄启鹏现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是一位长相清秀、充满活力的青年。他略带羞涩地说：“我接受媒体采访并非为了出名，而是希望人们了解果敢贫民窟孩子们的真实生活，进而给他们一些帮助。”

  进入黄启鹏的故事，他为异国孩子募捐的心路历程渐渐明朗起来。

  独闯果敢

  黄启鹏，学专业2007级学生，现担任学院摄影和DV协会会长。

  他有一位堂叔在缅甸经商。2008年寒假回家，堂叔告诉他，果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使黄启鹏萌发了前往果敢拍摄纪实作品的冲动。

  不久，黄启鹏无意中看了摄影家吕楠拍摄的作品《缅北监狱》，更坚定了去那里创作的想法。

  黄启鹏决定大二暑假赴果敢，他开始悄悄地筹钱。

  2009年7月25日，这是令黄启鹏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启程了。坐火车从福州出发，经龙岩、昆明、云县、南伞，再辗转至果敢……一路颠簸，一路遐想。

  7月28日，历经4天的车马劳顿，黄启鹏终于到达果敢首府老街。那一刻，他既兴奋又紧张。“满街都是扛着AK的同盟军，当时我紧张得吃不下饭。”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再回忆脑海中想象了无数遍的果敢，黄启鹏难免紧张、害怕。

  “这里90%的居民都是汉族。”心里这样宽慰自己，黄启鹏的心情也就渐渐放松了下来。

  随后的见闻，令黄启鹏感到十分震撼。这使他调整了拍摄计划，同时也影响了他其后的生活。

  原来，果敢贫富差距非常大，除了几十个赌场装修得富丽堂皇外，剩下的就是用几块铁皮、木板和塑料布“堆”起来的贫民窟。

  光着脚的孩子们三五成群，或拎或背几个装着垃圾的袋子。当看到地上静静躺着的矿泉水瓶子，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像争抢宝贝一样；在垃圾箱里发现“好吃的”时，他们便小心翼翼地翻出来分着吃。这些孩子大的不到18岁，小的也就2岁左右。

  “这种场景在当地很常见。”黄启鹏很快了解到果敢地区大多数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靠捡破烂维持生活，睡在垃圾桶旁，经常吃着冷饭剩菜……

  目睹眼前的一切，黄启鹏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定要利用手中的相机，帮助这里的贫困孩子。”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愈来愈强烈。

  此行，黄启鹏原本计划模仿吕楠拍摄吸毒和犯罪等黑色题材，但到果敢后他决定将镜头对准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

  黄启鹏最早把镜头对准的是这样一群孩子：有父母，却居无定所，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活，而且经常只能吃别人的残羹剩饭，读书成为遥不可及的梦。他想透过镜头观察这群孩子的真实生活，更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于是，黄启鹏几乎天天和这群孩子待在一起，用相机记录孩子们捡破烂的点点滴滴。把纸箱侧立起来，蜷曲着睡在里面；蹲在垃圾桶里，头倚着桶就能安然入睡；衣着破烂的四五岁孩子，背着和身高差不多的垃圾袋……就是这样一群为生计所困的孩子，黄启鹏却夸张地取名为《贫民窟的破烂富翁》。

  其中，贫民窟里一个名叫“悠悠母”的10岁小女孩，格外令人心酸。从正面拍摄，小女孩一脸稚气；而拍摄其背影，看起来却像是50多岁的人。黄启鹏将“悠悠母”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取名《十岁的年龄，五十岁的背》。后来，这张照片展出后，打动了不少人。

  与贫民窟的孩子相比，也有生活得“幸福”一点的。在一个名为老街圣果小学的孤儿院，黄启鹏内心感到一点点宽慰。然而，宽慰毕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这里的孩子们虽然吃住有保障，但他们没有父母，无法享受父母的爱。

  黄启鹏很快发现，孤儿院的孩子们不分男女都是光头。一问，答案叫人哭笑不得：“由于有虱子，而财力有限，没办法给孩子们一一驱虫，索性都理光头。”

  由于天气和路程的限制，“孤儿院”题材的拍摄只进行了一半。

  8月7日，黄启鹏开始着手拍摄《大水塘的崩龙族》，这里的孩子有吃有住，也有父母，但他们却过着最原始的生活，电路不通，至今还点油灯过日子。据说，十几岁的孩子基本没衣服穿。然而，果敢8月8日爆发武装冲突，他这一计划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

艰难的募捐 

  最初，黄启鹏到果敢拍摄专题照片是为了参加一些摄影比赛，颇有一点靠摄影赚点吆喝的味道。

  但在果敢的拍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可笑而幼稚”的想法。黄启鹏说：“真正深入拍摄后，特别是跟那些孩子成为朋友之后，我开始反思，作为一名纪实摄影者的价值。”

  回国后，黄启鹏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的是那些在果敢结识的孩子。

  黄启鹏说，他忘不了，好几次，贫民窟的孩子们从垃圾箱里翻出快餐盒，高兴地蹲在地上吃起来，碰上好吃的，还转过头对着我喊：“阿哥要不要？”他忘不了，那个喜欢牵着他的手的“悠悠母”。

  他忘不了，孤儿院里那群一律剃着光头的孩子们……

  “既然我了解了贫民窟孩子们的穷苦生活，我就该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黄启鹏加深了对拍摄纪实照片意义的理解——如果照片仅仅是博取读者视觉上的同情，摄影就失去了最本质的价值，对于镜头下的孩子们也没有任何意义。

  “搞募捐！”黄启鹏听见自己在心里喊。

  在黄启鹏看来，做募捐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借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力量。于是，他把在果敢拍摄的几组照片发到网络上，果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浪网、中国影像第一门户锋鸟网都以“救救孩子”为题，把他的作品挂在首页，《环球时报(英文版)》更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位大三学生。通过网络的宣传，黄启鹏在校内外召集了200多名志愿者，一起为果敢孩子募捐。

  后来，更多的报社和电视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但由于记者大多是从新闻角度来报道，而非呼吁人们捐款，因此几乎没有人慷慨解囊。只有在参加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录制后，有人捐了200元。

  “黄启鹏真会炒作，借募捐来出名。”一些同学私下议论。对此，黄启鹏百口莫辩。但他的心思并不在同学怎样看待自己上，所以继续搞募捐。

  靠媒体的影响力搞募捐走不通，黄启鹏改走现场募捐这条路。然而，现场募捐远非想象中那样简单。

  找辅导员，支持；找院系领导，支持；找学院领导，也支持。但是，一个在校生为异国贫民孩子募捐，学院没有先例。结果是，学院、院系、辅导员对黄启鹏的想法表示赞赏，但不能在校发动学生捐款。

  福建师大和协和学院有好几万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元，就可以募集好几万元善款。这本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现在却被堵死了，黄启鹏真有点急了。

  在学校搞募捐不行，黄启鹏便把目标转向企事业单位。在果敢拍摄的照片打动了一些同学，他们也纷纷加入了募捐队伍。他们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找学校附近的店面、有些名气的企业，都无果。对方的理由很简单：没有学校的介绍信，无从证明照片的真伪，为何要给你们捐款？

  一两个月过去了，募捐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黄启鹏几乎要“疯掉了”。

  “那段时间，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募捐，吃饭睡觉都在想这个事。”在募捐问题上，黄启鹏虽然没有头绪，却坚持到处奔走，希望能意外收获一点运气。

  有一天，福建师大协和学院一位老师获知黄启鹏在为募捐发愁，便给他指点了迷津：一切募捐行为的实施人，都要到法定单位申请，通过审批开具证明。开具证明的过程让他几乎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在2009年12月2日拿到了红十字会开具的募捐活动证明。

兑现诺言  

  拿到募捐证明的那个周末，黄启鹏便和志愿者们一起行动了。第一次募捐是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协和学院之间的河西桥头。在志愿者们的耐心宣传和解释下，不少同学被深深打动了，纷纷捐款。

  黄启鹏说，刚开始做募捐，大家对此举有太多的疑问。比如，为什么要给外国人募捐？这些照片是真实的吗？这些捐款真的能到达孩子们手中吗？面对怀疑与不解，黄启鹏和志愿者们一一耐心解释。

  然而，募捐过程中仍不时遇到尴尬和难堪的事。

  有一次，他们到位于福州市区的宝龙广场募捐，刚把反映果敢贫民窟孩子真实生活的照片挂好，就有保安过来喝令收起照片。递过募捐活动证明，保安却找到了“漏洞”：“虽然证明上说可以搞募捐，但没说可以展示照片。”无奈，只能把照片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来。

  志愿者把照片贴在自己的背上，双手再捧一张照片。一些过往的路人对他们的举动有不同的反应，或嘲笑、或鄙视、或不解。有的干脆骂道：“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遗像呢！有病吧？”闻此，黄启鹏和志愿者们内心真不是滋味。

  当然，也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支持募捐。福建师范大学和协和学院一些师生踊跃捐款，有的捐款不止一次。宝龙广场一家童装店老板被照片打动了，碰巧他不打算再开店了，便把价值2万元的崭新童装全部捐给了黄启鹏。

  为了募集善款，黄启鹏想了很多招：办摄影展、在学生公寓进行“扫楼式”募捐、找企业赞助……整个大三上学期，在200多名志愿者的帮助下，黄启鹏一共组织了6场大型募捐，最终募集到2万多元人民币以及价值3万元的物品。

  2010年1月，黄启鹏拿到签证后再次来到果敢，并带去了第一批募捐物资。他给贫民窟的30户居民每户发了一袋米和50元人民币，给孤儿院的20多个孩子带去了新衣服、新鞋子以及女孩子们喜欢的小饰品。剩下的1万元，则捐给孤儿院用于砌围墙、铺水泥地板。

  大三下学期，黄启鹏继续为果敢贫民窟的孩子们努力着。由于课业负担较重，大型募捐较难运作，小型募捐效果甚微，他没能筹集到多少资金，倒是募集到一些物资。

  今年六一节前夕，他把这些物资给孩子们寄了过去，并打电话到孤儿院询问孩子们的情况。

  进入大四，黄启鹏便与协和学院一名创业的大学生合作推广福州“大学生活一张卡”，且将盈利捐给了果敢贫民窟的孩子们。现在，他打算当一名摄影记者，用镜头反映最底层人民特别是困难学生的真实生活，为人民群众鼓与呼。

  （文中孤儿为化名。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林玉辉、林响对本文采写提供帮助。）

  黄启鹏自述

  为了一纸证明

  当地红十字会在福州市中心，而我所在的协和学院位于较偏远的大学城，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因此，往返一趟并不容易。最令我难受的不是“走冤枉路”，而是“热屁股贴人家的冷板凳”。

  有一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我给当地红十字会打电话，说现在赶过去办募捐证明，希望能等我一下。3点50分出发，中途转车，来到位于市区的红十字会附近的公交站已是5点30分。一下车，我便发现那名工作人员在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候车，我赶紧跑过去，着急地说：“您不是答应等我一下的吗？”对方称：“你怎么不早点来，我下班了，当然回家咯！”这时，车来了，他上车走了。我呆呆地愣在汽车的尾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