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新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捷报频传；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事件频发。这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矛盾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一般都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在前，社会发展社会结构调整在后。要形成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相辅相成的社会结构，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政策，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围绕这一内容，本刊特邀请四位社会学者发表观点。

 ——编者

 　　■胡建国

  从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走向来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表现为两种趋势并行：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橄榄形”阶层结构变动；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概括地看，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走向的强弱主要受到两种力量的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未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走向，也主要取决于这两种趋势和两种力量的影响。

  因此，未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走向存在四种可能：第一，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向着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发展。在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工业化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现代化以及职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继续为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发展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阻碍阶层结构优化的政策体制得到及时调整，社会阶层流动更加通畅，社会底层不断缩小，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第二，经济发展虽然保持较快建设，但是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社会阶层结构加剧分化，同时该壮大的阶层得不到政策体制的支撑，社会阶层结构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停滞不前，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同时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会被放大，引发社会不稳定与断裂风险。

  第三，经济发展放缓，使得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发展和调整失去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政策体制调整及时，使社会阶层结构调整得到有效政策推动，同时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得到政策的平衡，这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受阻、政策调控滞后，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和调整失去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同时政策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严重分化为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存在严重风险。

  目前来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发展走向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政策体制调整，都有待明朗。社会政策调控，重点应围绕壮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整合阶层利益展开。

  ——壮大社会中产阶层。任何社会中，如果在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其就可能是不稳定的，易于发生混乱和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壮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阶层所承载的缓冲贫富分化与社会利益冲突的功能，以及社会地位公正获得的示范功能和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示范功能，对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现代社会的阶层支撑力量主要是中产阶层。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正在加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功能。这种积极功能即体现在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功能（如对于汽车、住房等消费的拉动）上，也体现在其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方面。此外，在社会生活方面，中产阶层的兴起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的功能也正在显现。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大风险威胁时，中产阶层在化解风险和危机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感受到。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大地震中，中产阶层自发承担起了救灾的责任。在南方雪灾中，绿丝带运动（开着私家车的中产阶层）成为抵御自然灾害的亮点之一，他们顺路捎带了那些没有私家车而又出行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绿丝带运动又蓬勃推进，中产阶层或慷慨解囊，或调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救助，成为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之一。

  虽然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已经达到了23%左右，但中产阶层的规模还需进一步壮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即是壮大中产阶层的积极性政策取向。值得一提的是，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应是政策设计安排的重要取向之一，这些政策应包括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等。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过低，教育、医疗及住房消费压力过大，正在透支中产阶层的生产能力。

  ——缩小社会中下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就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这是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调整的必然要求。

  对此，要积极增加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控制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扩大。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目前的一些社会政策正在改进，如现有的户籍制度实际已不再束缚农民的非农就业。但是，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转变还是一道最重要的制度障碍。因此，需要在化解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的制度障碍方面着力下功夫，使农民工真正在就业身份转变的同时，实现社会身份的转变。

  ——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各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如何平衡矛盾、化解冲突，是现代社会政策的重要取向。国家如果在协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方面缺位和力度不够，或完全偏向某些阶层的利益而漠视其他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利益，就会削弱社会阶层合作，冲突与对抗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在这方面，南亚与拉美一些国家是前车之鉴。

  具体来看，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第一是要防止社会上层对下层利益的侵犯，扭转二者之间利益零和（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关系，即社会上层的利益获得不应以社会下层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如城市建设土地征用中，要防止房地产商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被征迁者的权益侵占；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打着发展经济的名义侵犯民众利益的行为等。

  第二是要从发展和保持社会活力的考虑出发，确保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充分保护各阶层的合法利益，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如劳资关系中，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在当前需要强化劳动合同法的执行。

  第三是要在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方面形成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合理分配机制。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表现为收入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表现为合法性收入是否分配合理。目前的收入差距有多方面原因，既有“劳有所得”尚没有充分实现的因素，如农民工工资过低，也有再分配机制没有充分发挥效应的问题。要进一步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制定相关政策，将阶层之间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四是要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有着重大的关联，对社会底层尤其如此。虽然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但是客观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水平还不高，化解社会中下阶层工作和生活风险的保障能力有限。因此，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社会中下阶层的体面生活，对于平衡社会成员的心理，在当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五是强调公共物品配置的普惠原则，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自身条件没有优势可言的阶层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能力与竞争机会。在公共物品中应重点关注教育资源、卫生资源的配置向社会中下阶层倾斜，使这些阶层成员能够获取流动的资源与机会。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链接·社会建设大事记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小康”，同时宣布“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社会更加和谐”。

  2003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2004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之一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概念。

  2005年 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成为总体发展的重要一环。

  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党第一份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并从六个方面作出部署：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本刊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