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温总理日前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一番讲话，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而“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其实就是指学术自由。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选摘国外知名学者对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的看法，以期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关键词及其背后的含义。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学术自由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也很难定义。自从中世纪以来，这个术语就意味着教授有在专门领域不受外部控制的教的自由，也包含着学生学习的自由。

  在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当研究变成学术使命的一部分时，学术自由的概念扩大了。在教室和实验室里，教授被赋予了几乎是绝对的研究和表达的自由。但是，学术自由不必延伸到对更广泛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所做表达的保护。也不应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的反对者不胜任学术职位，就是对学术自由的违背。

  在19世纪末，研究型大学的观念跨过大西洋，学术自由的概念再一次被扩展了。20世纪初，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将学术自由定义为在教室和实验室内的各个方面自由，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知识领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还将这一概念扩展到用于保护大学之外的学者言论。教授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社会评论家，被赋予就所有话题发表演讲和写作的特殊保护。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拉丁美洲，作为1918年科尔多瓦大学改革运动的结果，一个非常广泛的学术自由的定义在整个大学共同体得到应用，在没有学术共同体的允许的情况下，禁止市政当局进入大学校园。与此同时，拉美大学的“自治”概念产生了。

  在21世纪伊始，对于学术自由的恰当定义存在一些混乱。一般而言，更加宽泛的《新世界》定义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但是没有哪个地方给学术自由以全面的论述，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学术自由具有法定效力。在一些国家，大学和政府当局采用狭窄的洪堡定义。其他地方，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学术界之外，流行更宽泛的《新世界》的观念。对学术自由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理解。

  关于高等院校和教授呼吁特殊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是否尽义务的论战出现了。例如，一些人认为，大学不应该公然地代表某种政治立场或者卷入政治辩论或运动中。有人要求，院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教授个人，负有独立于片面的争论之外以提供最好的客观分析的责任。这个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在这些国家，学术共同体参与争取独立的运动，创建了政治参与的传统。例如，在拉丁美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授和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中，有时会支持左翼运动，经常引起当局对大学的不满和镇压。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国家，大量的教授和学生或被监禁，或被流放，甚至被高压政权杀害。虽然没有人原谅镇压行径，但还是有人认为高等院校应该远离党派政治，应对教授的有关政治和社会事务发表言论的权利与院校中立概念加以区分。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有一场大学作为机构是否应该在诸如反对越南战争的事件上表明自己的立场的讨论。没有人反对教师或者学生个人参加反战运动的权力，但是许多人感到大学自身应该保持中立。大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适当角色问题，仍然是有关学术自由的角色的争辩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

  也有大量关于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对大学影响的争论。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批评家指控学术界的派别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学系或学科协会，结果侵犯了学术自由的准则。党派政治、种族问题有时候会侵入到学术任命、大学选举、出版和研究之中，这在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很明显，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些压力通常源于大学内部，威胁到学术自由。这种入侵把外来的冲突和非精英阶层的因素引入到学术管理、教学、研究的过程，影响到学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冲突通常被认为与学术自由无关。如果学术自由意味着对教学、研究和基于唯一的学术标准进行决策的自由追求，政治或其他因素侵入到关于人事和其他问题的决策中就是对治理和学术自由的标准的双重侵犯。

  许多人认为，学术自由赋予自由权利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相应的责任。人们要求那些受委托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者应负有特别的义务，即在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中要献身于真理和客观。这些批评家认为，学术与政治不应当纠缠在一起。大学不是政治机构，那些潜心于学术事业的人需要认识到学术生存取决于他们对政治保持合适距离的能力。另外一些人对于学术自由持有更加绝对化的观点，大学教师应拥有参加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活动，那些教师代表团体也可参与这类活动。目前在学术共同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学术自由的恰当限制的争论仍然许多。

  在互联网时代，同样需要考虑学术自由。教授在网络教室里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吗？特别是当开发成本可能很高的时候，网上授课教师是否有不受主办者（通常是追求利润的公司）的外部限制设计和传播课程的自由？谁拥有用于互联网的知识产品？这些问题在影响着学术自由的传统，是高等教育转向一种新的提供模式的时候需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