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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也不回避问题。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流动激增，现有教育资源难以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不一，水平不一，教学缺乏规范，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许多80后农民工的子女已进入学校读书，这些孩子从小就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再是“外乡人”，但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仍有很多难题。

  我们曾对杭州608名农民工子弟心理健康状况作过调查，发现他们的身心发展问题相对突出，由社会弱势地位所导致的心理落差比较大，在心灵上承受着比城市儿童更多的压力。在这个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明显多于本地学生，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的8个因子中，农民工子女在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五个维度上的评分大大高于本地学生。这些被调查的农民工子女中，只有50%的人能与同学融洽交往，约有11.8%的人存在着交际障碍。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交际障碍不仅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工作、生活，而且也会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偏离。所以说，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好了意义重大，让这些孩子在当地享受到良好教育，成人成才，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

  为此，我们在以公办校为主的同时，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规划、工作安排、政策上，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作一些倾斜，2008年开始免除符合条件的学生的借读费，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政府也给予补助，当年全省此项支出就超过3亿元。各地也出台一些好政策，每年在教师培训中安排一定比例，培训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

  但从根本上讲，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真正成为城市人口，还需要我国加快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这可能是一个治本之策。使农村人成为城市人，教育应发挥很大作用，同时，户籍、产业发展、居住条件等，都需要加以改善。

  城镇化新格局，教育资源布局如何适应人口迁移变化

  ［相关数据］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2008年的45.7%。特别是1996年以后，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平均每年提高1.2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约1.5亿人，城镇化水平离一般的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差将近20个百分点。

  [宏观背景]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要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视角考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资源布局将面临重大考验。

  ［代表解析］

  刘希平：这种布局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讲的。大家都希望形成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布局。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年城市发展是一种马太效应，大的越大，小的越难发展。从数据看，农民工子女目前还是集中在大中城市，如宁波有约23万人，温州有约22万人，杭州有约18万人，这和产业集聚状况紧密联系，哪个地方就业机会多，产业发展很快，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肯定很多。

  我认为，对教育布局最大的不确定、影响最大的是城镇化新布局带来的人口迁移。许多人认为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下降对教育资源布局影响很大，实际上，这个影响是缓慢、可预测的，而人口迁移的影响既直接，又快速，而且非常大。

  所以，下一步，我们在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点上，除加强农村教师队伍这一薄弱环节外，还要特别注意硬件资源配置。现在农村教育流出人口非常多，农村孩子要么随父母出外打工流出，要么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到了县城，农村学校学生数下降得比较快。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和县城。这些区域教育资源远远不够，并不是自身户籍人口造成的，而是因为大量的人口迁移进来。

  这种新的变化对我们的教育布局提出很大挑战。我们要重新审视教育布局的相关政策，现在“大班额”现象在大城市特别是城乡接合部、中小城市、县城普遍存在，虽然浙江省在这方面算好的，但我们也要重视。我们中小学约有10%的“大班额”。这对教育质量来讲非常不利，更不要说创新人才培养、先进教学方法的实施，这些都没有办法在大班中推行。

  而且，从人口迁移的变化动向来看，农民工的流动肯定还会持续，而且会加速。这些年，浙江省每年新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10万人左右，速度相当快。我们在安排教育资源时充分估计了这一点，原来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是按户籍来的，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提出要按常住人口进行配置，这是个很大的创新，也就是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纳入地方教育整体规划，使他们真正享受到优质教育。

  ■本报记者 余冠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