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杨玉良：我认为，量和质并不一定矛盾。中国的大学教育应有两个质量观，一个是宏观的，指高等教育整体架构的合理性；一个是微观的，指单体的质量。

  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是各级各类大学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个结构必须与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相符合。如果所有的大学放弃自身特色，都一窝蜂地升等、升级，都去争创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宏观意义上的质量就不高。千校一面，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灾难。

  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次《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我们要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避免同质化。中国需要各种类型的大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任务。对不同类型的院校，要有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这是大学教育的特殊性，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完善大学章程 防范高校腐败

  记者：近年来，一些高校不时发生各类腐败案件，甚至个别高校领导也锒铛入狱，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声誉，您觉得这份《规划纲要》文本能够有效防范高校腐败吗？

  杨玉良：这次《规划纲要》文本提出大学要有办学自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自主权来源于非常规范的自主约束和规范，《规划纲要》文本也提到要建立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提高大学自主权的保障，也是大学的自主约束和规范，严格按照章程来做，就会规避很多不良现象。在目前体制下，根据我们的国情，应该可以制定出合理的大学章程来自主规范大学的各项活动。

  我任校长以来一直强调的是大学精神和大学的使命，这是大学需要坚守的。大学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在复旦大学，我们强调要在教师中重塑复旦精神，激发大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能让我们的教师和干部流于世俗和功利，这也是防范大学腐败的关键。

  守住大学精神，不是不提供社会服务。我想强调的是，大学应该在深入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