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无法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资源环境的浪费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将GDP“全能化”地代表一切，本来就是一种奢望，然而——

 ■傅勇

  我们都知道，刀具有时会割伤手指，甚至也被用作凶器，但没有人建议禁止刀具的使用。刀具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会产生坏的结果，这取决于对刀具的用法正确与否，以及对其的使用意图。GDP也是如此。GDP就是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生产物质财富的多寡，设计它的人并没有奢望它能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资源环境的浪费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至于现实中人们将GDP全能化，用它来代表一切，导致各种问题和扭曲，错误不在GDP本身，错在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它，就像没有正确使用刀具伤到自己或别人一样。

  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非常重视GDP的作用。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采用同样的GDP核算体系，中国却产生了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因为GDP本身有缺陷，而是因为我们“GDP挂帅”的体制。激励经济学表明，当我们拥有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只用一个指标来作为激励标准时，通常就会带来扭曲。计件工资能够提高效率，但对于一些行业就行不通。据说雇人采摘草莓时，不会完全将报酬与采摘量挂钩。因为采摘草莓时，用力稍大，草莓就会较快腐烂。同样道理，如果医生的工资完全取决于看多少个病人，那么潦草误诊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GDP在中国出现所谓的异化，根源正在这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多重目标，而当前只拿产出量或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就会引发为追求GDP增速而忽视甚至牺牲其他目标的做法，就像为了追求采摘量而捏坏草莓一样。

  现有体制下，非要用某个指标来挂帅的话，我觉得GDP还是较好的选择。研究显示，GDP与一个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GDP不能代表一切，但它的确代表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完善，GDP有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核算体系，这一点别的指标难以比拟。幸福指数这个指标主观性很大，“何谓幸福”完全视个人感受而定。如果我们以幸福指数来统领我们的各项工作，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成果就不会出现。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一直高于城市居民，虽然城市居民享受更高的GDP和其他福利。现在很多人，想着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渔谣牧歌。

  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发出大量的指标来弥补GDP的不足。我们有专门的碳排放指标、空气指数、水污染程度指标、森林覆盖率指标，以及在这些指标基础上综合而来的绿色GDP指标。绿色GDP显然要比幸福指数更加严谨可行。实际上，在挪威、美国等国，绿色GDP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联合国还专门开发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些都能够作为GDP的补充。此外，衡量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指标体系也是成熟、完善的。

  把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并非难事，并且远比幸福指数科学合理。问题是，当一个指标过于“综合”之后，其作为激励考核的效率就会下降。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综合性指标的话，当然希望这个指标是相对客观的、核算相对准确的，而幸福指数离这个标准相距甚远。

  提倡用幸福指数替代GDP的观点，有一个隐含的合理性，就是主张淡化综合指标的功能，因为如果启用幸福指数，我们将会没有一个权威的综合指标，也就不再有用谁来挂帅的问题。其合理性体现在，当前主要以GDP为导向确实没有必要，在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所谓挂帅的指标。之所以说是隐含的，是因为提议者并没有提到要淡化挂帅的重要性，只不过是要改变挂帅的指标。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探索、变革“自上而下”考核政绩的传统方式，更多地让“自下而上”的意见来评价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官员的政绩。对此，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途径可以尝试。“用手投票”，就是要加大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增进代表委员与老百姓的沟通，甚至还可以考虑直接提供平台表达每个人的意见。现在电话、网络这么发达，绝大多数老百姓完全可以实现自己意见的表达，每年搞一次民意打分应该是可以尝试的。“用脚投票”是指要素的流动。当前资本的跨地区流动相对通畅，在招商引资竞争下，工厂搬迁，投资设厂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此外，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成为人们对各地政府及其政策的意见表达。从长期来看，这些方面力量将会逐步强化，并减轻对GDP的依赖。因为，老百姓的意见和资本人口的流动并不完全是以GDP为导向的，这就要求政府更多地关心其他方面。

  总之，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显然不适合作为综合指标，它缺乏客观标准和可操作性。综合指标在当前的中国如此重要，一旦选择不当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民间编制一下幸福指数作为参照还可以，上升到官方层面不可取。当前GDP挂帅的体制当然需要改变，但寄望于幸福指数于事无补。在短期，我们可以尝试补充更多的辅助指标，来减少对GDP的依赖；在长期，我们更应该让民意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是否幸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