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燕冰  

  时下，电视节目紧盯所谓的“剩女”、“剩男”现象大作文章。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等各类电视交友速配节目风生水起、竞相火拼。这其中，《非诚勿扰》以超高的人气独占鳌头。它何以掳获观众的视听，抢占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论众议，仔细考量，是各自的救赎，让电视、嘉宾和观众三者于此契合，但是，救赎的背后还有些什么呢？

  电视——以真实的名义纵容

  近些年，电视由于其愈演愈烈地过度强调娱乐性，忽视和遮蔽其应有的文化认知、教育和审美功能而遭诟病。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诚勿扰》异军突起，备受关注，甚至获得了许多专家的肯定。无论是良苦用心还是无意“插柳”，娱乐之外，《非诚勿扰》的确多了问题的思考和意义的追问。借用人类亘古不变的爱情主题，精心选用类型不同的人演绎，使婚恋这个通俗的话题成为社会问题的切口，牵藤扯蔓地带出了金钱、地位、欲望、隐私、亲情、道德、人性等几乎所有社会话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下电视娱乐文化内涵缺失的自我救赎，使自己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娱乐层面。

  备受争议的“真人秀”定位，应该是节目设置的预期“看点”，但更多人对其的强烈质疑也正是针对其嘉宾及节目的真实性。如果说尊重“80后”、“90后”原生态的自我表达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那么，放任自流地让他们从大胆、直接，发展到夸张、极端，甚至嚣张、跋扈地表达自我，却是一种纵容。这种纵容，除了能让嘉宾用哗众得以取宠，让节目用摧枯拉朽的新奇感吸引眼球外，也许也能让他们人性的赤裸、逐利的直白、欲望的露骨和价值观的失落，通过电视这个重要的视听窗口无限放大，甚至沾染整个社会和时代。这种以真实的名义的纵容，是残忍的、悲哀的，也是缺乏责任的。

  嘉宾——以爱情的名义张扬

  我们这个时代常被人称为焦虑的时代，“80后”的焦虑为此涂抹了浓重的色彩。“蚁族”、“蜗居”、“房奴”、“孩奴”、“剩男”、“剩女”……太多带着辛酸和悲凉的词语，似乎都与“80后”这个特殊的群体有关。这些不断贴在他们和周围的人身上的标签，滋长、蔓延也强化着他们生存的危机和焦虑。但是，多为“独苗”的“80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其自视和预期都很高。在残酷的生存现实的强烈落差下，用表面的强悍、自信甚至自负来掩饰和装点内心的无助与脆弱，是他们这种自我认同危机、自我实现焦虑的一种本能救赎方式。用抢眼的着装、极端的语言，甚至动用语言暴力来表现和张扬自我，都成为他们救赎的手段。

  在救赎的驱使下，《非诚勿扰》成了嘉宾以爱情的名义张扬自己的“秀场”：造型“潮”，美女们与其说是来找伴侣，不如说是在“秀”自己。赤祼祼的自我表达，尖酸、刻薄、泼辣。这让人想起着一身“新装”的皇帝，自我陶醉地“走秀”，观众是该残忍地鼓掌？还是厚道地指责？

  观众——以娱乐的名义狂欢

  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娱乐的时代，甚至因为电视的存在被称为“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本没有错，现代人也需要在娱乐中释放、宣泄，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疲惫，放松自己倦怠的心灵。

  但是，借助网络传播的现代电视娱乐，常常从自娱自乐演变成一种消解意义、忘记思考的众生同乐、不知所乐的狂欢。从“超女”到“快男”、从“康熙来了”到“欢乐大本营”，从“芙蓉姐姐”到“凤姐”，观众可以在随意的酷评、轻佻的言谈、肆意的笑闹中，享受放纵的快乐、偷窥的满足和猎奇的刺激。这种意义上的娱乐，不再是自我救赎，而是对人精神的放逐与异化。

  《非诚勿扰》中，“拜金女”马诺、“富二代”刘云超、“奶嘴男”沈勇、“豪宅女”朱真芳……每个人都成了炽热的话题红人，每个绰号都可以引发一种社会问题的思考，产生的娱乐性和深度的可玩味性之间的巨大的张力，为受众提供了意义探寻空间。但这种意义似乎仅限于惯于、勤于和敏于思考的学者等一部分人，因为节目华丽、嚣张和刺激的外表，迷乱了更多单纯的目光，麻木了更多迷茫的神经，奴役了更多浮躁的心灵。

  《非诚勿扰》，到底是救赎？还是在放逐？